http://www.gaoxinyu.com/index.php zh-cn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65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4 Jun 2009 08:11:09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65
　　在周朝早期，甚至整个西周时期，世人并没有对商纣王评价那么低，基本还在正常范围内。对商纣王的丑化主要是东周以后的事情，春秋时期主要是周王室及其大夫们主导对纣王的丑化，当时诸侯力量崛起，周天子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天下，有被诸侯取而代之的危险。因此积极丑化商纣王，为其祖上反商建周寻找道德借口，称祖上反商建周是讨伐纣王的暴戾，而周天子并无暴戾失德之处，以免诸侯们依汤武革命之例反周。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作为奴隶制度下的君王，确实存在很多暴戾之举，但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并不显得更加暴戾。而商的灭亡，往小里说是周文王、武王处心积虑，造反作乱的结果，往大里说是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取代落后文化和生产力的结果。大者改日再说，先说小者。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到周文王时，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周文王开始实施讨伐商的行动，第一个步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至此，伐纣灭商只不过是 一个时间问题了。

　　就在这是文王去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而这时的商纣王，竟然没有进攻周，实在令人费解（虽然有一种说法是东夷族的反叛迫使纣王的攻周计划化为泡影，但我认为此说法不可信。当时商军主力在东南方向的作战因另有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是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誓师伐商。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这些奴隶缺乏训练和战斗原动力，根本无法和精锐的周军抗衡，尤其是周军中300乘战车部队战斗力及强，结果纣王战败。

　　商纣王战败后选择了在鹿台自焚，不可谓不丈夫。可与后来项羽的乌江自刎同歌。

　　商战败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而不仅仅是纣王个人----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以及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还有对周人的野心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



　　对《史记》关于商纣王暴戾的几点评论。

　　一.酒池肉林

　　这当然是骄奢淫逸的行为，但严重程度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严重。

　　挂起来的肉是熟肉吗？很好吃吗？和纣王平日的食物相比，显然只是一般之物。酒倒在多大的池子里？这些酒肉冬天结冰，夏天变质是免不了的。纣王在工作上也许不是特别勤政，但他在改革、对外用兵方面的情况看至少不是完全不理事的，由此可见，纣王不会天天和众人在这里嘻闹，只是偶尔为之而已，这个“偶尔”的频率就无法考证了。但我们就假设他每年10次，又能发费多少酒和肉呢？

　　 二.炮烙之法

　　此法是否真的有过尚无定论。假使是事实，这当然是及其残暴的杀人方法，但是和腰斩、诛三族、诛九族、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其他方法比，这是更加残暴的方法吗？显然不是。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当时还是早期文明时代，那时本来就比后来野蛮的多。后来那些使用腰斩、诛三族、诛九族、五马分尸、凌迟处死之刑的帝王为什么被被格外批判呢？

　　三.宠爱妲己

　　纣王深爱一个女人是情感问题，在今天不必再批评这种爱本身。常常听信妲己的话也很合理，爱过的人都感受过。问题是妲己到底对纣王说了什么，说要珍宝、宫殿、美食是肯定的，一般女人嘛，都会如此。提出杀她看不顺眼的奴隶、惩治说她坏话的官员也是有的，纣王也会听一些。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对于君王来说都是小事，当时和后来奴隶因为小时被杀是常事，官员因为君王略有不满而被杀、扁被杀也不少见。所以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罪过。

　　四.杀比干  囚箕子

　　比干、箕子、微子三人，都是商王室的重要成员，也占据商王朝的许多重要职位。他们和锐意改革（改革肯定伤害王室贵族的既得利益）、对外用兵（这就需要大量使用能干的非世袭贵族，并在他们获得军功后赏赐他们以高官，也危害到世袭贵族的利益，但战争的获利却没有他们的份）必然存在利益矛盾。

　　《尚书》其实是孔子的弟子们写的，《史记》也是汉时的作品，他们记述了比干等三人对纣王在私生活上不满和批评，可见二书的作者对纣王无偏护之心，但二书都没有比干等人在改革、战争等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批评纣王，对纣王建言的记述。这是为什么呢？

　　是没有任何建言显然不可能。是建议纣王积极改革政治，启动奴隶、自由民、低级贵族出任官职，改革税制？显然也不可能的，一般而言，这些贵族官僚势力的代表，只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自己反对自己，否则商王朝也不会腐朽到这般田地。那么就只能是反对纣王改革了。对外战争也是如此，他们也应该是反对的。从周王朝对三人的极力推荐和后世传说看，他们甚至可能还从阻挠过纣王攻打周。同时还会反对纣王不祭祀神灵的做法等等。

　　那么纣王能怎么看待比干等人呢？你反对我的私生活，我不同意，你们这些个大奴隶主们，哪个不是肆意挥霍，尽情享受？凭什么我这个大王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不合理，却很合情，最为最大的奴隶主，他就可以这么想，这么做。

　　你要我不要改革，好家伙，商王朝历经创建、兴盛、衰落、中兴、全盛，到纣王时已经是危机重重了，奴隶们渴望自由，不愿当奴隶了，可还有更多的自由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向奴隶主借债，还不了就抵身为奴隶，奴隶反而越来越多，这对以比干、箕子、微子等大奴隶主们有利，但对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为了王朝的生存，纣王只能力排重议，坚持改革，给有才能的自由民、小奴隶主和一些奴隶做官的机会。

　　对外战争也是如此。商王朝是奴隶社会，文明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周边尚未臣服的东夷等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并不很大。在纣王之前，多位商王都曾攻打东夷，但都没有取胜，这也足以证明东夷的确实力不凡。今天出土的一些大型精美青铜器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就决定了商王朝必须攻打东夷，不可能坐等东夷发展壮大，纣王也就只能为了王朝的生存，继承历代先王遗志坚决攻打东夷。这和隋唐时期，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不厌其烦的攻打高丽是一个意思，不是因为高丽做错了什么侵犯了隋唐，也不是三帝暴戾，而是卧塌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所以纣王不能听比干的。

　　纣王成功了，消灭了东夷，把中原华夏文明推进到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但这个历代先王都没有取得的成功不是轻易得来的，商肯定付出了巨大人力、财力的代价。人和钱从哪里来？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比干等大奴隶主，大贵族。所以比干等要反对，机遇同样的理由他们也反对对表面上对商及其恭顺的周用兵。

　　纣王还反对神权，改革旧俗，比干等传统势力也极力反对。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人是多么迷信，什么都要占卜，可见神权多么强大。但是神权阻碍了社会进步，不能保卫商王朝，你占卜今天不宜动兵，可敌人偏偏就在这天进攻你，你怎么办？你占卜说周不会造反，可周就是反了，你又怎么办？所以纣王也不能接受。

　　由此可见，在比干之死上，不是什么忠臣不忠臣的问题，而是君权与神权、君权与权臣间的斗争，是要不要改革，伐战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比干要极力力柬，纣王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作为臣子的比干失败甚至死亡就完全符合这类游戏的规则。杀权臣的核心人物是打击、震慑权臣、贵族集团的典型做法。

　　所以，杀比干、囚箕子是纣王打击权臣的行动，不是暴戾的表现。

　　 那个微子其实是早该杀的。帝乙死时，身为长子的微子因母贱而未能继承王位，他因此心怀不满，在朝中散布“商朝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灭亡了”之类的流言，可纣王并没有治他的罪。在周进攻朝歌前，他还去周请兵以便发动政变，事败后逃跑。

　　最后总结起来，纣王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他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

　　2.他曾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反对神权，改革旧俗。

　　3.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大胆地从中下层提拔了一批新人，为其革新路线服务。

　　4.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22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Sun, 29 Mar 2009 03:09:06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22
　　这不是说瞎话？中国难道不是二战主要战胜国之一？不是派代表参加了“密苏里” 号的受降日本仪式？冈村宁次不是在南京代表百万侵华日军投降？况且我们从小就从教 科书上得知：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胜利。铁证如山， 凭什么推翻？
只凭实事求是。我的主要观点是：八年抗战中国虽然对战胜日本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并不能战胜侵华日军，美国才是战胜日本的主力。是美国战胜日本的胜利顺带了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

一、 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而且牵制的也不是 日军主力。

1、 二战中日军死亡数字

　　先看战果。我国大量书籍宣称，八年抗战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歼灭日军133万 ，占日军二战总损失195万的70%。这是中国战胜日本、中国是抗日主战场的主要依据。 但我们只要仔细研究这两个数字就知道，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来自日本书籍，却是偷换概 念计算出来的。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这里 要谈一下军事常识。战争的损失，一般只统计绝对损失数（死亡），只有某场战役才统 计伤亡数。因为二战中主要交战国军队的伤员75—80%能重返前线，因此往往造成重复计 算。正如一些老红军多年身经百战受伤几十次，如进行累计就有会出现几十人受伤，实 际受伤的只是一个人。所以战争损失只统计绝对损失（死亡）。那么日军在中国战死多 少呢？据日本自己统计，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185万人（另截止投降时有10万残废伤员， 这就是195万这个数字的由来），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 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我们的历史书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 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总数对比，就得出了70%这个障眼法。
其余日军死在哪里？看一看日本书就知道，有18万多日军被英联邦军队击毙在缅甸 （含中国远征军击毙1万多日军这一战果），9万日军在中国东北被苏军击毙（主要是诺 门坎和苏联出兵东北两场战役）。也就是说，约有120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 占战争中日军死亡总数的64%。

2、中国战场不是抗日主战场

　　我们还长期接受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乍一看 确实如此，不好辩驳。然而只要清醒地分析，我们也只有承认，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 实际上是另一个障眼法。它一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二是混肴了中 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
　　日本陆军二战中有四大战略集团，就是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 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 遣军”。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有一支“中国派遣 军”。为什么？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 是东北义勇军，最高峰达到30万人，但在关东军打击下，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 数退入关内；另一支是中国领导的抗日联军，最高峰接近5万人。但在日军残酷清剿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 1000多人。也就是说，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已无成建制军事力量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作战 ，中国八年抗战战场，也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我国的历史书 中也都称抗战中敌后的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0%，也只计算日军“中国派遣军”力量， 因当时国共两党都没有力量派军队到东北去打击关东军（抗战结束后倒是上演了进军东 北的争夺战）。但在提到中国战场牵制的日军总数时，又加上关东军的数字，确实是“ 为我所用”。只要查看日军战史就清楚，二战中关东军从来就是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 ，后来全部覆灭于苏联红军之手也证明了这一点。下面谈一谈具体数字。

中国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只有一段时间，就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至1941年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陆军大部和精锐确实集中在中国战 场，这些为大家所熟知，不必多说。诺门坎事件日军惨败于苏联红军之手，痛定思痛， 遂重点加强关东军，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使关东军膨胀到16个师团，85万人，精 锐云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居第一（每师团2.5—2.8万人，而“中国派遣军”每师团仅 约1.3万人，只有关东军一半，而且师团炮兵也远不及关东军）。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因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使日军无法集中力量攻击 苏联，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又 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实际上日军进攻苏联与否基本与中国战场形势无关，否则怎么解释 如果中国战场真的拖住日军，日军又如何能抽调精锐将关东军加强为最强大的战略集团 ？日军进攻苏联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远东苏军兵力。“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 ，日军估计远东苏军超过60个师，2700辆坦克，鉴于诺门坎事件惨败的教训，认为是日军难以对付的“涩柿”；只有在远东苏军减少到原有1/3的“熟柿”状态时，才能“瓜熟 蒂落”出兵进攻；二是德军进攻苏联形势，当德军受挫于莫斯科城下时，日军已基本放 弃“北进”苏联的方针。加上美国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为避免军事机器瘫痪（日 本90%的石油需要进口），为夺取东南亚石油资源而最终决定“南进”太平洋。可见，中 国战场形势对日军无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影响不大。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73万人，数量和质量均居第一；“南方军 ”40万人，精锐程度仅次于关东军；“国内军”38万人；“中国派遣军”虽然有62万人 ，论数量居第二位，但因精锐大多抽调给南方军，质量已大为下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随后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 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国内军”为抗击美军登陆本土也通过总动员而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 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实际上成为战略预备队，质量空前虚弱。战争末期关东 军新成立的24个师团，战斗力仅相当于原有的8个师团；“中国派遣军”27个师团，大多 是四流部队升级编成，战斗力极弱（只剩下第3、13师团战斗力较强）。南方军和“国内 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 师团（我可以另文为有兴趣的网友逐个分析日军各个师团的战斗力，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多说）。
　　看一看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吧。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 万，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 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这里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日军“国内军”之所以列入抗击美军兵力，是因为只有 美军具备登陆日本本土的条件。1944年以后，美军从南（菲律宾）、东（马里亚纳群岛 ）、北（阿留申群岛）三面逼近日本本土，迫使日军三次进行“本土总动员”，并紧急 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精锐部队回国，使“国内军”急剧扩大到224万人，兵力 最为雄厚。美军不但通过轰炸摧毁了日本各大城市，冲绳战役后直逼日本本土并准备登 陆（因战争结束而取消）。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关东军只在战争结束8天前，苏联海军在二战中表现极为拙劣，不具备登陆日本条件。中国关内主要战略要地还在日本人手 里，抗战胜利对中国军队来说还是遥遥无期，以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无人相信，第 一反应是“哪个据点的日军投降了”？至于登陆日本更是天方夜谈。
二是或许有网友要问，有的资料显示中国受降日军不是105万，而是128万，哪个正 确？这是因为，中国受降的日军除包括“中国派遣军”外，还有驻台湾的日军（16万人 ），以及越南北部的日军和侵华日本海军。越南北部的日军属南方军序列，按照就近原 则投降中国；在台湾的16万日军属日军“国内军”第10方面军序列，主要抗击美军登陆 （1944年美军将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确有登陆台湾和菲律宾之争），中国军队当时当然 不可能有实力渡海攻击台湾。因此尽管台湾的日军向中国投降，只是按照台湾属于中国的原则，却不是中国军队能够抗击的力量。3、日本海军和空军精锐主要为美国所消灭
　　
上面讲的是日本陆军。日本作为岛国，以海洋立国，海军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只 要海军主力在手，就进可攻，退可守。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军队抗日战争中全歼 了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又如何消灭日本海军，登陆日本迫使天 皇签城下之盟？毛泽东气吞山河，指挥500万大军横扫天下如卷席，却受挫于距大陆仅1 0公里、小小的金门岛，而封锁海面的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仅是小型护卫舰“太平” 号。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驱逐舰以上大型军舰300多艘，有90%被美国海军击沉，被 击沉的商船、油船也是这一比例，日本本土可以说被完全切断了外援，只有等死。而中 国八年抗战，却未能击沉日本一艘驱逐舰。尽管国民党战史大肆宣扬“八一三”凇沪抗 战中空军英雄沈崇诲驾机撞沉了日本侵华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但实际上“出云 ”号是在1945年7月战争结束前夕在本土濑户内海的吴军港被美机炸沉。据检验，“出云 ”号只挨了一枚炸弹就沉没，只因为它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期间的老舰。这艘老朽军舰 尽管不堪一击（如被沈崇诲驾机冲撞早就沉没），但作为侵华海军旗舰却也绰绰有余。 战争末期因日本大型军舰大多沉没，这艘40年以上舰龄的老朽军舰也调回国内搞本土防 御，哪知却遭厄运。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先后投入航空母舰25艘，被击沉21艘。二战中最大的军舰、 被认为是日本海军象征的7万吨级的“大和”、“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也被炸沉，这些一 般网友都清楚，不再多说。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 其余大部投入太平洋战场，完全是以雄厚的国力将日本压垮（不要忘记二战中美国还是 以德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战死40万人，而在中国八年只战死2万 人（大多为陆战队），相差20倍。
　　日本空军大部也是被美国消灭，大家都清楚，不展开谈，只揭露一下国民党空军虚 报战果。“八一四”是国民党空军节，因为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空军在杭州笕桥上空宣 称击落日机6架，“创6：0”之大捷。只要对比日本战史就看出，当天日本海军航空兵鹿 屋航空队只有2架轰炸机被当场击落，1架受伤返回台湾机场时撞毁，实际上是“3：0” 。国民党空军夸大战果一倍。大家都清楚，空战战果一般好确认，但也有多架飞机同时 攻击并打下一架敌机、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战果的情况，因此各大国空军对空战战果的确认都要有照相或友机确认为证，德军空军王牌伽拉德就因为周围没有友机、无法确认 战果而放弃攻击机会。美国、英国空军对战果的确认与德国相似，与国民党一样胡乱夸 大空战战果的大国还有苏联（宣称消灭德国空军主力，其实德军明明记载二战中空军损 失飞机7万多架，其中5.7万架为美英空军所摧毁）。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空军确实取得 一些战果，但基本都因日军轻敌、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而占便宜，日本战斗机参战后就 掌握了制空权，1940年零式战斗机参战后更是称霸，至于国民党空军击落日战斗力的核心，我军从南昌起义开始奋斗22年，尽管挫折不少，但基本没有成建制 的部队被全歼（西路军也有部分逃回），骨干得以保存，成为部队扩展的基础，最终使 我军达到建国时500万大军的高峰。再看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 全歼，之后虽然重建，但战斗力已下降几个档次，不堪一击。还看一看外国，苏联卫国 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苏军毙伤德军168万，但因基本没有达成歼灭战，全局依然被 动；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歼德军主力第6集团军20万人，就立即迎来了战争转折点。
　　讲了一大通“废话”，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八年抗战，也需要连续打大歼灭战才能 达到胜利。上面我已提到美军在太平洋上连续歼灭日军重兵集团，才步步进逼日本本土 。遗憾的是中国战场八年抗战，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团），哪谈得上胜利。
　　有网友抗议：不对！中国打过大歼灭战，如台儿庄歼灭日军2万，武汉会战在万家岭 全歼日军第106师团，昆仑关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还有几次长沙会战、远征军缅 甸之战……似乎理直气壮。遗憾的是，这全是国民党虚报战果。国民党虚报战果由来已 久，最可笑的解放战争中将其宣传“消灭”解放军的数字前后加起来，竟超过1亿！华东 的国民党军占领临沂空城后，陈诚向蒋介石“报捷”消灭共军主力16个旅，但很快就传 来国民党军3个军7万人在莱芜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的噩耗，使陈诚自打嘴巴。抗日战 争中国民党军虚报战果虽不至如此荒唐，但夸大战果几倍乃至10倍也是家常便饭，至今 台湾仍津津乐道其抗战“辉煌战果”，早已成为笑柄，国际史学界根本不屑引用。中国 远征军滇缅抗战另有专门论述，下面仅揭穿中国战场一些“大捷”的真面目。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 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等地留守大量兵力 ，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 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 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全部德国武器装备的 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约1万，谈不上全歼第10 师团。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 ，真是天方夜谈。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 二战历史证明即使象日军这样顽强的部队损失不到1/3也将丧失进攻能力）。日本军史上 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不过3.5万人。至于万家岭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也 是吹嘘，实际上在增援日军威胁下包围万家岭的国民党军被迫撤围，一些国民党将领在 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包围圈的国民党军，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昆仑关之战虽然击毙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但日军死亡不过数百（ 国民党宣称消灭4000），离被全歼还差得远。
　　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国民党树起的又一个“抗战神话”，宣布歼灭日 军5万。实际上此次会战日军出动3个师团，10万人，伤亡不过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 。
　　翻遍八年抗战史，确实找不到全歼日军一个步兵联队的例子。有网友会问，凭什么 只相信日本人提供的数字？那是因为，日本人虽然有夸大战果的毛病，但对自己人的死 亡还是精确统计的，日本军史承认二战中日军战死185万，包括太平洋上大批的整师团、 整军的覆没，如记载在菲律宾战死52万，在冲绳战死10，又有什么必要掩饰在中国战 场损失几个师团、几万人？
　　国民党军不能全歼日本一个联队，那么游击队行不行？也不行。应该说，游击队消 灭日军的效能大大超过国民党军。八年抗战击毙日军40万，国共两党军队各占一半，20 万人。但国民党军战争中死亡131万，6倍半于日军。游击队估计牺牲60万人，是日军3倍 ，击毙日军效能强于国民党军一倍以上。游击队无论人数和武器装备都远远不如国民党 军，能取得如此战果，全在于贯彻打歼灭战，平型、广阳、神头岭、陈庄等伏击战都 击毙日军1000人以上（联想第三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50个师仅击毙日军1600人）。但主要由于武器装备差，弹药稀少，也不可能打更大的歼灭战。
　　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游击队敌后抗战史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游击队所 打的大歼灭战，都集中在1939年以前。而日军当时在华北的部队，大多还是有相当战斗 力的野战师团（如第5、20师团）等。1939年以后，日军在华北的部队已多为战斗力只属 三流的“治安”师团，还有四流的独立混成旅团，而军队反而打不成较大的歼灭战了。 怎么解释？
　　那是因为，1939年以前，军队尽管数量不多，却以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为骨干，作 战又极为灵活，战斗力极强（平型关伏击战击毙日军1000人，八路军115师仅伤亡500人 ）。但是由于日军作战极为顽强，我歼灭日军往往消耗弹药极大，以致弹药严重缺乏； 我军扩大极快，八路军参战时仅5万人，而1940年百团大战时已可出动40万人，部队骨干 大为分散，战斗力减弱；加上日军已逐渐熟悉我之游击战术，故虽然日军战斗力也有下 降，但我军消灭其却更困难。最著名的1939年黄土岭之战，我军合围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1500人，尽管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仍然长时间不能解决战斗，在毙伤日军900人后被 迫撤围而去。之后日军敢于以一个大队兵力在我根据地纵深孤军穿插，我军却不敢下决 心打。1940年百团大战前后毙伤日军2万，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百团大战第二阶段 日军进行报复作战，八路军总部下定决心在狮垴峰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不惜动用陈赓、 彭明治两个主力旅。两支部队均为我军头等主力，陈赓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中原野战 军第4纵队，与第1、6纵队同为三大主力纵队，后主力成为13军，一部发展为14军（在84年老山战斗中大出风头）。彭明治部是我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前身就是北伐时的叶挺 独立团，抗战时为林彪115师主力，后为黄克诚第3师第7旅，进军东北后成为6纵16师。 6纵与1、2纵（后来的38、39军）共同号称东北野战军“三只虎”，16师又为该纵主力。 狮垴峰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又动用两大主力聚歼日军一个500人的大队，但10次冲锋 10次被打下，最后撤走。此后直到抗战结束，游击队企图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 就再也没有了。 中国军队为什么不能全歼日军一个大队？从大方面说，因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差距太 大（不具体展开讲，另与有兴趣的网友讨论）。具体原因无非主要有两个，

日军第一次夺 取宜昌后，按原计划放弃返回，因中国派遣军为威胁我大后方又决定确保宜昌，日军又 立即返回重新夺占，国民党军望风而逃。1943年日军夺取常德后返回，途中接到大本营 命令：常德附近为中国持久抗战倚赖的粮仓，必须确保。攻城日军又立即返回，重占常 德。这还不清楚吗！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一直攻到贵州独山，此时日军因太平洋 上美军攻势猛烈，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 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方面军，广州的 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 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广州的 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的13军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第6方面军全面放弃占领区，移师华东准备决战。为此，第6方面军逐渐从湘桂撤退，国 民党军随后逐步收复南宁、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党军势必会大肆吹嘘其收复衡 阳、长沙、武汉的“大捷”。
敌后战场游击队唯一夺取的中等城市是张家口，但已是日本宣布投降时的事了.194 3年军队开始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和县城，但我们只要留意其战果，就发现消灭的绝大 部分是伪军，日军极少。这一是因为日军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从华北抽调 了大量兵力；二是上述日本战略重心变化，华北方面军主力向北和山东集中。

　　随便胡扯一大堆，在抗战胜利日难免使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快，但良药苦口利 于病，我们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面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敌人。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 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10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Sat, 04 Oct 2008 09:14:26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10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过去很多人在对林彪和粟裕进行军事能力比较时，往往倾向于支持林彪为开国第一员虎将。而林彪的军事光芒在其战绩卓硕之下光芒四射，使许多人淡忘了另一位天才虎将---粟裕。
   
   其实，笔者认为比较林粟两员虎将，应当有比较具体评价标准，方可小心地探讨和求证。
   
   其一，论军事贡献，林彪位在粟裕之上。
   
   先说粟裕将军。粟裕是20世纪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一位值得研究的杰出将领，他是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他的一生，打了很多的胜仗，参加战役、战斗的次数很多，但他指挥的战役，有文字记载的就有：黄桥战役、车桥战役、天目山战役、苏中战役(即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等。蒋介石对他颇伤脑筋，可是拿他又没有办法。早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期，他就因为消灭国民党主力十八师，并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而在红军中而声名大振！
   
   后来中国著名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发生了。其中粟裕是淮海战役的发起者，是他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建议发动淮海战役的。从整个淮海战役全过程看，包括毛泽东都认为，唱主角的还是粟裕；从战役的构想、发起、怎么打援、怎么包围、怎么分割、怎么追、怎么堵、怎么阻、怎么同刘峙集团在徐州附近进行决战，这一切都在粟裕的掌控之中；从粟裕所分担的任务看，他的任务最重，他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歼灭的敌人最多，55万国民党的军队。他消灭了44万第四，粟裕还关注了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他除了负责歼灭黄伯韬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外，还派了五个纵队参加了围歼黄维兵团的第二阶段。为了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胜利，他曾经七天七夜没有睡觉。躺在行军床上，饭也顾不上吃，拿起电话机指挥战斗。直到黄维兵团全部解决了，粟裕才松了一口气。看来军事贡献的确很大！
   
   再让我们回头说说林彪：林彪早在黄埔军校参加北伐就已经以勇敢善战出名.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从连长到团长更是屡立战功；长征时期林彪已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一路抢关夺寨勇为先锋。大渡河、金沙江、卢定桥、腊子口多次恶战均无建树. 抗战爆发林彪带领115师首战平型关歼日寇数千人马威名天下.
   
   进军东北带10万在没有任何后方依靠的条件下先后打败国民党陈诚、杜律明和卫立徨三大战将.辽沈战役的胜利乃尔，遂为淮海战役的发起奠定了基础.接着林彪马不停蹄，带百万大军挥师出关荡平平津.彻底清楚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军事力量。所战克捷，遂使南下作战狂卷十省八市,四野的脚步竟然踏遍大半个中国.首次指挥渡海作战一举解放海南岛！
   
   由此观之，理性地论军事贡献，平心而论：林彪仍在粟裕之上。

其二，纯论军事才能，林彪与粟裕旗鼓相当，可以说并驾齐驱。
   
   粟裕属于纯粹的军事领导人。其领导的多次战役比如孟良崮战役，比如豫东战役，比如莱芜战役到后来的淮海战场，可以说是灵活多变，且仗仗特点鲜明，多次以弱胜强，以少歼多，他给人的感觉是勇谋兼备，战术出其不意且非常多变。
   
   林彪也具备这一才能。不能仅凭其知名度就说林彪靠运气起家。辽沈这一个大战场，固然林彪身兼东北局书记、政委等多个正职于一身，挑起军事政治经济等全部重担。但战术方面，林彪几乎没有巧胜的战例，均是有条不紊，镇定自若。打辽沈一战，率先没有贸然长春，等攻锦州锁东北的时机已成熟，边力排众议论，便铁拳出手，所以林彪多次体现出胆略与计谋一色的优势。杜律明曾在辽沈和淮海战场和二者均交手，败给粟裕，纯粹的是智谋不及粟，被局部围歼。败辽沈，实际是杜律明半路接手东北战场，胆略输给了林
   
   其三，论历史等客观因素，公道地说，命运的确青睐于林彪。
   
   林彪初战，已声明遐迩。后来解放战争时，背靠着苏联和朝鲜的地缘优势，而粟裕四面环敌，尚存大的挑战。由于林彪在东北物资丰富，伤员容易安排，粟裕华东8年抗战折腾得很穷了，甚至到了捉襟见肘。林彪东北地形有力，粟裕华东地形有利于敌人；林彪指挥新兵多，粟裕指挥俘虏多；林彪缺少指挥大兵团经验，全靠下级主动性，粟裕大兵团指挥粗细恰到好处，华野中野全搞定……这些因素的确不容忽视！
   
   由于林彪迅速成长为政治新秀，所以比粟裕接手的政治任务更多，命运总青睐那些时刻有准备的人。林彪少年聪慧，粟裕年轻梗直，注定着二人仕途升迁迥然不同，乃至后来粟裕后来仅成为开国十大将衔之首，而遗憾地未入帅星之列，历史无奈乃尔！
   
   我的结论：
   
   客观地评价林粟二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共第一员虎将的交椅依然属于林彪的，而粟裕恐怕只能按英雄排座次坐在第二把交椅了。至于军神刘伯承元帅只能屈就第三把交椅。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9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2 Oct 2008 16:30:13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9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曾有五支能征惯战的抗日“王牌军”(也是国民党引以为豪的五大主力)。他们作战顽强，屡屡挫败日军的疯狂进攻，打得日军闻风丧胆，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也令盟国刮目相看，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这五支抗日王牌军就是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第5军、第74军(即整编74师)，第18军。他们中，建军最早的是第18军，建军最晚的是新1军和新6军。然而抗战胜利后，他们被蒋介石当作发动内战的本钱，再也没能续写辉煌，先后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歼灭。其中，被歼灭最早的是整编74师，最晚的是第5军和第18军。

“种子军”——第18军

第18军之所以叫做“种子军”，是因为该军建制最早且多变，许多师、旅进出该军。
该军是陈诚一手栽培起来的。1930年中原大战后，陈诚因作战有功升为第18军军长。但当时，第18军实际上只有第11师。到1931年，第18军才初具规模，辖第11师和第14师。后陈减以种种借口不断收编杂牌军，故第18军规模最大时曾辖有8个师。陈诚之后，继任军长先后有罗卓英、黄维、彭善、方天、罗广文、胡琏、杨伯涛。
由于陈诚深得蒋介石的宠爱，第18军也就备受青睐，其装备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是最先进的。
这支军队训练有素，以能征善战著称。全面抗战爆发前，第18军驻守广州。1937年8月，军长罗卓英率部由广州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为不辱使命，陈诚严令部队，只要完成任务，第18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会战初期，第18军曾四次血战罗店，双方伤亡惨重，罗店也因此战而闻名天下。
第18军最著名的战绩是石牌保卫战。1943年4月下旬，日军调集7个精锐师团10万兵力、上百架飞机，发动鄂西会战，意在打通长江上游航线，抢夺洞庭湖畔之粮食，并击破陪都重庆的门户。会战中，第18军第11师坚守“曾被重庆统帅部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的石牌要塞。在战斗紧张进行之际，陈诚电话询问师长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第11师官兵英勇作战，死守要塞，为鄂西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淞沪会战、鄂西会战外，第18军还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等许多重大战役，战功显赫。
1944年冬，第18军换成美式装备，并有美国联络官担任教练，实施美式兵器教育和训练方法，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抗战胜利后，第18军于1946年5月年改整11师，1948年9月恢复第18军番号。内战中，该军为蒋介石冲锋陷阵，最后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11月8日，以第18军为主力的黄维12兵团军(两月前组建，由武汉驰援徐州)解救被围于陇东的黄百韬第7兵团。第12兵团在遭到我军的不断骚扰、截击下，只能走走停停，直到14日才到达阜阳(辎重还在后面)。18日，其主力进抵蒙城以西地区。到11月22日，黄百韬第7兵团被歼灭时，第12兵团仍被我中原野战军困于浍河南岸地区。后被我军诱至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团团包围。虽几度突围，但是没能成功，黄维只得死守待援。到29日黄维兵团被进一步压缩至东西15华里、南北4．5华里的窄小地区。时值冬日，粮弹俱缺，外援又被我死死盯住，致使士气低落，无心恋战，军队减员严重。12月5日，我军发动最后总攻。12月14日，黄维兵团被压缩在纵横不足1．5公里的地域内，第18军一部被歼。15日，黄维见末日来到，只得招来第10军军长覃道善和第18军军长杨伯涛，决定孤注一掷，拼死突围。然而我军早已有所防范，趁敌不备直接捣毁了黄维的兵团指挥中心，残敌只得分散突围。当晚12时，黄维兵团4个军11个整师10万人，除兵团副司令官胡琏、14军副军长谷炳奎等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消灭。至此，第18军大部被歼(它的一个骑兵团和第49师在包围圈外而得以逃脱)。虽然1949年该军重建，但已风光不再。

重创“钢军”——第5军

第5军是国民党最早的机械化兵团，其前身为陆军装甲兵团。1936年3月，蒋介石接受徐庭瑶考察欧美军队现代化装备后所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陆军交辎学校。1937年，在交辎学校基础上又扩编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全面抗战爆发后，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的两个连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后扩编为第200师。同年冬该师又扩编为新编第11军。1939年1月，番号改为第5军，杜聿明任军长，辖第200师，荣誉1师和新22师，至此第5军正式成军。在杜聿明统率下，该军注重训练，士气旺盛，号称新军，一时蜚声全国。
该军最出色的战绩是昆仑关大捷。1939年11月，为打通西南的交通线，第5军向驻守在昆仑关的日军发动攻击，战斗中全军将士奋勇搏杀，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的第5师团第12旅团，歼敌4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是抗战中一次影响极大的战役，也是该军最耀眼、最辉煌的战绩。战后荣誉1师师长郑洞国调升并带走该师。后来，第5军由广西移驻云南，调第96师归其建制。
1942年3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及英方请求，国民政府令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3月上旬，第200师到达同古，接着便在此与日军发生第一次恶战，歼敌5000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由于孤军深入，日军凶悍，第200师被迫撤退。新22师继而在斯瓦战役中重创日军第55师团。4月中下旬，第96师又在平满纳抗击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击，虽伤亡甚重，但阵地始终未被敌人突破。
尽管远征军作战英勇，但因中美英三方在战略上的矛盾及指挥上的混乱，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人缅作战失利，于4月底开始撤退，并招致惨重的损失。第5军的第200师、第96师历尽磨难撤回国内；第5军军部、新22师及第66军的新38师则撤退至印度。这次撤退损失惨重：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指挥部队撤退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第5军在出国作战前共有42000人，战斗中死伤7300人，而在撤退中死伤竟达14700人，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穿越缅北野人山中丢掉性命的，当时情景惨不忍睹。
第5军的第200师和第96师撤回国后进行了大休整，并补充了大批兵源。1943年初，第5军扩编成第5集团军，邱清泉接任军长，辖第45师、第96师、第200师，驻防昆明城郊。同年10月，该军开始接受美式装备。1944年5月，为打通滇缅公路，邱清泉奉命率第200师赴滇西作 战，并于次年元月配合友军攻克畹町城，打通了滇缅公路。
抗战胜利后，该军进驻华中。1947年改整5师，1948年扩编，后恢复5军，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
1948年9月，第5军扩编为第2兵团，邱清泉任兵团司令，熊笑山接任军长。
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第2兵团星夜向徐州集中，企图坚守。11日，黄百韬兵团危急，向徐州求救。邱清泉遂指挥第2兵团的第5军、第70军和李弥的第8、9军组成“东进兵团”，向碾庄攻击前进，企图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在遇到我军坚决阻击下，17日前进到大许家一线后就再难突进。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邱、李兵团已经失去东援意义，遂于23、24日以攻势手段掩护本部向徐州撤退。11月25日，徐州陷入我战略包围，固守徐州更加困难。杜聿明集团决定放弃徐州。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开始撤离徐州城。仓促撤退中，殿后的第5军第45师被围。在主力解救下，该师死战两天才得以突围。然而就在这两天里，我军于12月4日在永城西南堵住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并于5日完成了战役合围。至12月6日，杜聿明集团完全被堵截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杜聿明妄图率部突围，然虽各级严厉督战，仍屡攻屡挫。第5军第45师与第4引币先后缴械投降，熊笑山只能指挥第200师负隅顽抗。
12月16日，我军停止攻击，在对杜聿明劝降无效后，于1月6日发动总攻。此时，杜聿明集团处境困难。因为自12月20日始，淮海战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国民党军二十万人补给中断，饥寒交迫、宰马为食，掘棺为薪，军心涣散，相继投降。所以，总攻开始后仅两三天，国民党3个兵团就被全歼。第200师在毒气、战车配合下企图强行突围，被全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熊笑山化装成伤兵逃脱。蒋介石最后一支“王牌军”覆灭了。

“抗日铁军”——第74军

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的，由第51师和第58师合编而成，俞济时任军长(继任者有王耀武、施中城、张灵甫)。该军在抗战中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并取得许多重大胜利，战绩极佳。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上高战役、常德战役。
74军组建后不久就参加了凇沪战役。第51师在罗店，第58师在蕴藻滨(这两处都是战线的关键之所在)，浴血奋战，尤其是第51师无论在阵地防御还是在撤退中，均表现出色，首战便名震凇沪。
在1938年7月的德安战役中，第74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几乎全歼日军106师团17000余人，战果辉煌。战斗中，第58U币付出了巨大代价，全师经过两天激战，仅存500余人。最让人感佩的是，万家岭战役既无平型关八路军奇袭之利，又无昆仑关火力之优，全靠将士奋勇拼杀。
1940年，俞济时升职，王耀武接任军长。王耀武感谢蒋介石的提拔，立誓要将第74军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服从指挥的军队。1941年5月，王耀武指挥第74军作为“决战兵团”参加江西上高会战，恶战25天，击毙日军第34师团岩永少将指挥官，重创日军第33师团，使第34师团及第20混成旅团伤亡高达70％以上，共毙伤日军15000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取得抗战以来空前大捷，被誉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国民政府特颁第74军以军中最高奖旗——飞虎旗一面，以彰其功。第74军从此获得“抗日铁军”美誉。
在1943年11月12日的常德会战中，该军表现也极为英勇。当时，第57师固守常德，与日军3个主力师团二万人血战16昼夜。日军先后使用飞机、大炮、毒气轮番进攻，第57师官兵伤亡殆尽，最后该师所有勤杂政工人员全部上阵，师长余程万亲率卫队参战。战至弹尽后，官兵只好肉搏，但仍誓死拼杀，战况惨烈空前。此役仅第57师就毙伤日军万人以上，但自己也伤亡惨重，全师八千多人只有师长率180人突围生还，再次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声威。
1945年8月，第74军空运到南京受降，并担任南京守备，因此被称为“御林军”。后改编为整编74师。蒋介石挑起内战后，该师成为内战急先锋。在华东战场上，该师凭借其强大兵力、火力、机动性，为蒋介石集团立下很多战功，师长张灵甫因此多次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接见。
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该师打头阵，企图对我实施中央突破，将我军压入鲁南地区进行决战。5月11日，急功近利的74师急切地脱离了其左邻右舍，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气势汹汹地向坦阜扑来，企图一举击溃华野指挥中心。我华野部队抓住战机，于5月14日将74师团团包围在孟良崮，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歼灭该师近3万人，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后74军重建，但再次被歼灭。

扬威海外——新1军和新6军

这两支军队是在异国他乡建立起来的，并在海外奋勇杀敌，名震中外。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人缅作战失利后，一部分部队辗转撤至印度。1942年6月，蒋介石批准史迪威关于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在滇西装备训练30个师及反攻缅甸的计划。新38师和第22师奉命于6月底和8月开赴兰姆伽军营，改换美式装备，实施美式训练，于是兰姆伽军营成了新1军的摇篮。1942年10月，蒋介石下令在印度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1943年初，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1军，郑洞国任新1军军长，辖新38师和新22师。
1943年3月，新38师开出兰姆伽军营，重返前线。是年秋，该师被调往中印缅边境的列多地区驻防，并于12月打通了入缅的门户。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随即向缅北推进，新38、新22师分别担任左右冀，进军胡康河谷(在当地被称为死亡地带)。1944年3月，我驻印军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18师团主力，继而两师又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此前，由国内于1944年春先后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30师(归新1军建制)、第14师、第50师，先后转运至缅甸密支那，随即对其发动进攻。第38师在孟拱战役结束后，也进军密支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8月初密支那终于被攻克。自从我驻印军开出兰姆伽后，连续作战，屡创强敌，战斗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这是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弄不清楚这支两年前曾败在自己手下的中国军队何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猛之师。
1944年8月，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潘裕昆继任)——辖第38师、新30师和新6军(军长廖耀湘、李涛继任)——辖新22师、14师、第50师。至此国民党五大主力前身全部诞生。
蜜支那攻克后，中国军队休整了约两个月，随后新1军、新6军分左右两路向八莫的日寇发动最后攻击，势如猛虎下山，一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
1944年11月，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蒋介石匆忙把新6军军部及新22师、第14师空运至云南沾益，以保卫重庆(后新6军空运至湖南芷江，参加雪峰山战役)。剩下的第50师仍与新1军配合作战。新1军先后攻克八莫、南坎，并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远征军会师。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后，在畹町城举行了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不久，为配合英军攻占曼德勒，新1军又先后拿下了新维、腊戌，第50师攻占了缅甸。此时日军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全部撤出缅甸。至此，缅甸战事全部结束。1945年春，新1军在腊戌附近准备回国，第50师正式编人新1军。
新1军和新6军这两支在国外战场上诞生的“新生儿”，经过两年的辗转奋战，已变成一支能征善战的生力军，并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抗战胜利后，他们被蒋介石双双运到东北战场，就再也没有什么“光辉的传奇”了。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我东北野战军直取锦州。锦州危急，蒋介石急令沈阳的廖耀湘组成“西进兵团”(由新1军、新6军等5个军组成)援驰锦州。10月15，“西进兵团”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于黑山、大虎山至沟子帮之间。西进不成，南撤受阻，只好北返沈阳。当廖耀湘兵团抑留在大虎山、黑山进退维谷之际，我锦州东北野战军主力9个纵队迅速北上，昼夜兼程，通过黑山、大虎山，于26日完成了对廖兵团的包围。新1军、新6军等其它5个军被围在黑山、大虎山附近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经过激烈战斗，至28日拂晓，战斗结束。包括新1军(缺暂编53师)、新6军在内的廖兵团5个军12个师共10万人全部被歼。几天后暂编53师在东北野战军3个纵队、6个独立师进攻沈阳时开出城外投降。至此曾经战功卓著的新1军和新6军寿终正寝。



国民党五大抗日王牌军详细介绍- -


1、新编第一军

2、新编第六军（简称新一军、新六军）

3、第五军

4、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前为七十四军）

5、整编第十一师（整编前为第十八军）







第五军和第七十四军




一九三六年三月，蒋介石接受徐庭瑶考察欧美军队现代化装备后所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陆军交辎学校。一九三七年，在交辎学校基础上又扩编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全面抗战爆发后，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的两个连参加淞沪会战。一九三八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后扩编为第二○○师。同年冬该师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一九三九年一月，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聿明任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戴安澜）、荣誉一师（师长郑洞国）和新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第五军是抗战初期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在杜聿明统率下，该军注意训练，士气旺盛，号称“新军”，一时蜚声全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奋勇搏杀，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的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歼敌六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此役后郑洞国调升，带走荣誉一师，第五军由广西移驻云南，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调归其建制。一九四二年三月，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及英方请求，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三月上旬，第二○○师到达同古，接着便在此与日军发生第一次恶战，歼敌五千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由于孤军深入，日军凶悍，第二○○师被迫撤退。新二十二师继而在斯瓦战役中重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四月中下旬，第九十六师又在平满纳抗击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击，虽伤亡甚重，但阵地始终未被敌人突破。因中美英三方在战略上的矛盾及指挥上的混乱，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并于4月底开始撤退。第五军的第二○○师、九十六师历尽磨难，撤回国内；而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的新三十八师则撤退至印度。这次撤退损失惨重，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在指挥部队撤退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噩耗传来，举国悲恸，蒋介石亲自为其举行葬礼。第五军在出国作战前共有四万两千人，战斗中死伤七千三百人，而在撤退中死伤竟达一万四千七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穿越缅北野人山中丢掉性命的，当时的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许多将士后来回忆谈起那段遭遇时，仍不免为之动容。七七事变后，在汉口组建第七十四军，俞济时任军长，下辖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五十八师。该军成立后不久就奉命参加淞沪会战，一战便名震淞沪，真乃“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参加完南京保卫战后，第七十四军被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乒员。一九三八年，第七十四军又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十一月，该军开赴湘阴、长沙一带整训，并扩充为三个师，分别为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一九三九年，俞济时又率部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四○年，俞济时升职，由王耀武任七十四军军长，李天霞接任五十一师师长一职。王耀武对蒋介石的提拔感激涕零，立誓要将第七十四军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服从指挥的军队。一九四一年三月，王耀武指挥七十四军参加上高会战，大败日军。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在国民参政会上说，这次作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第七十四军因作战有功，政府特颁军中最高奖旗 ---- 飞虎旗一面，以彰其功，第七十四军也一时名声大噪，被誉为“抗日铁军”。上高会战后，第七十四军又参加了后两次长沙会战及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常德会战中，该军表现极为英勇。当时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日军血战十六昼夜。日军先后使用飞机、大炮、毒气轮番进攻，第五十七师官兵伤亡殆尽，最后师里所有勤杂政工人员全部上阵，余程万师长亲率卫队参战。官兵弹尽肉搏，誓死拼杀，战场惨烈空前。此役仅五十七师就毙伤日军万人以上，再次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声威。蒋介石在给余程万的电文中说：“欣悉我五十七师全体官兵保卫常德，奋勇歼敌，已引起全世界各友邦最大之敬意”。一九四三年五月，周志道接替李天霞任五十一师师长，一九四一年余程万接替施中诚任五十七师师长，五十八师师长先后由陈式正、廖龄奇接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张灵甫又升任该师师长。常德会战后, 王耀武调升，施中诚接任第七十四军军长一职。后施中诚又率部参加了长衡会战，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也表现不俗，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栽培起来的，陈诚也正是靠这支军队发迹的。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后，陈诚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但实际上该军当时只有一个十一师。一九三一年，第十八军才初具规模，下辖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和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后陈诚以种种借口不断收编杂牌军，第十八军规模最大时曾辖有五个师的兵力。由于陈诚深得蒋介石的宠爱，第十八军也就备受青睐，其装备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是最先进的。这支军队训练有素，以能征善战著称。当时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很多人宁愿到第十八军当排长，也不愿到一般部队当连长，其名声可想而知。一九三五年九月，罗卓英升任军长一职。全面抗战爆发前，第十八军下辖三个师：彭善的十一师、陈沛的六十师、黄维的六十七师。一九三七年八月，罗卓英率第十八军由广州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为不辱使命，陈诚惟有忍痛一时，严令部队：只要完成任务，十八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在作战初期十八军曾四战罗店，双方伤亡惨重，罗店也因此战而闻名天下。淞沪会战后，十八军入江西作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六十七师师长黄维升任军长，莫与硕接任六十七师师长之职。一九三八年秋，十八军参加武汉会战，当时其下辖的三个师为彭善的十一师、何平的十六师、陈沛的六十师。此后该军又开进湖南。到湖南后，其地方保安处所属的几个保安团被编成一九八、一九九两个师，归十八军建制。一九三九年五月，彭善升任十八军军长，继而便率军入川整训。整训后其下辖的三个师分别为第十一师（师长方靖）、十八师（师长罗光文）、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彭善在枣宜会战后因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被免职，方天继任军长，宋瑞柯升为一九九师师长，十八军再度撤回四川。一九四一年十月，陈诚令第十八军开至湖北宜昌、秭归地区，并于与一九四二年夏对日军发动攻势作战。一九四三年春，覃道善调升十八师师长，在此之前胡琏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升任十一师师长，鄂西会战时十八军下辖覃道善的十八师、胡琏的十一师、彭巩英的暂编三十四师。这次会战中石牌要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曾被重庆统帅部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当时守此要地的是胡琏的十一师。当战斗激烈时，陈诚司令长官打电话问他：“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载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十一师官兵英勇作战，死守要塞；十八师则连日苦战，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死伤甚多。十八军的英勇奋战为鄂西大捷立下了汗马功老。一九四三年八月，罗光文就任军长。之后十八军又参加常德会战，原暂编三十四师由武泉远的五十五师取代。一九四四年八月，胡琏升任军长，率部守备常德、桃源等地区。同年冬，十八军全换美式装备，实施美式兵器教育和训练方法。



新一军和新六军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一部分部队辗转撤至印度。一九四二年六月，蒋介石批准史迪威关于在印度训练十万中国军队、在滇西装备训练三十个师及反攻缅甸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分别奉命于六月底和八月开赴兰姆伽军营，改该换美式装备，实施美式训练，于是兰姆伽军营便成了新一军的摇篮。一九四二年十月，蒋介石下令在印度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一九四三年初，郑洞国到达兰姆伽，成立新一军并任军长之职，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一九四三年三月，新三十八师开出兰姆伽军营，重返前线。是年秋，该师被调往中印缅边境的列多地区驻防，并于十二月打通了入缅的门户。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随即向缅北推进，以新三十八、新二十二师分别担任左右冀，进军胡康河谷（在当地被称为死亡地带）。一九四四年三月，我驻印军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的主力，缴获其军旗、关防、大量文件及各种武器。继而这两个师又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此前，由国内于一九四四年春先后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归新一军建制）、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先后转运至缅甸密支，随即对其发动进攻。第三十八师在孟拱战役结束后，也进军密支。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 八月初密支终于被攻克。自从我驻印军先后开出兰姆伽后，连续作战，屡创强敌，战斗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这是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弄不清楚这支两年前曾败在自己手下的中国军队何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猛之师。一九四四年八月，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下辖李鸿新三十八师、唐守治新三十师；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下辖李涛新二十二师、龙天武第十四师、潘裕昆第五十师。至此国民党五大王牌军前身已全部诞生。中国军队休整约两个月后，向日寇发动了最后的攻击，用缴获的日军文件上的一句话来说：“敌军归国心切，锐不可挡”



五大王牌笑傲沙场




一九四四年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重大的胜利，三个法西斯强国只剩下一个日本了。日本侵略军已是孤注一掷，只能徒劳地作垂死挣扎。胜利的曙光已处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这对于多年以来浴血抗战的中国军队来说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第五军的第二○○师和九十六师撤回国后进行了大休整，并补充了大批兵源。一九四三年初，第五军扩编成第五集团军，邱清泉就任军长，下辖刘观龙四十九师、黄翔九十六师、高吉人二○○师，驻防昆明城郊。同年十月，该军开始接受美式装备。一九四四年五月，为打通滇缅公路，邱清泉奉命率第二○○师赴滇西作战，并于次年元月配合友军攻克畹町城，打通了滇缅公路。抗战胜利后，第五军奉蒋介石之命缴了龙云部队的械, 从而结束了龙云对云南的控制。这期间罗又伦、廖慷先后担任过第二○○事师长一职，罗又伦还担任过四十九师师长一职。密支休整后，新一军、新六军分左右两路向八莫发动进攻。一路上关斩将，所向披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蒋介石匆忙把新六军军部及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空运至云南沾益，以保卫重庆（后新六军又由沾益运至湖南芷江）。剩下的第五十师仍与新一军配合作战。新一军先后攻克八莫、南坎，并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远征军会师。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后，在畹町城举行了中印公路通车典礼，由宋子文主持，当时已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为配合英军攻占曼德勒，新一军又先后拿下了新维、腊戌，第五十师攻占了细胞。此时日军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全部撤出缅甸。至此，缅甸战事全部结束。一九四五年春，新一军在腊戌附近准备回国，第五十师正式奉命编入新一军建制。同年夏，新一军四万余人由缅甸空运沾益，随即又被运至南宁，继而向广州挺进。日军投降时，新一军已到达广州。这支在国外战场上诞生的“新生儿”，经过两年的辗转奋战，已变成一支能征善的生力军, 并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驻印军为缅甸抗战和打通中印公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发动进攻。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八军（下辖杨伯涛十一师、覃道善十八师、高魁元一一八师）统归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指挥。两军再度联手，直捣雪峰山，将大部分日军分割包围，歼灭大量日军，从而再显神威。这次会战是自抗战以来最后一次会战，也是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其伤亡约二十万人，几乎是全军覆没。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8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2 Oct 2008 16:28:50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8
　　代表人物：王耀武　张灵甫

　　蒋家王朝“御林军”。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和俞济时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抗战第一年内已显露其慓悍本色。这支由浙江保安团队，原山东北洋省军与中央军第1师旁枝部队合编而成的奇异组合，是抗战八年之间战功最为辉煌的部队，精彩战例不胜枚举：38年万家岭战役，作为核心主力，给日军重大杀伤，此役首创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佳绩，此战既无平型关八路军奇袭之利，又无昆仑关国军火力之优，全靠将士浴血苦战，74军攻得上守得住，居功至伟。（305团团长张灵甫率一支部队奇袭张古山，又坚守数昼夜，为最终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41年参加上高会战，歼敌16000，缴获骏马2800匹，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铁军。何应钦称之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之众面对日11军数万人马，死守常德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情况下仍死战不退，伤亡殆尽（时值开罗会议期间，57师的英勇奋战极大的提高了国威、军威，给罗斯福总统的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还专门在备忘录上记下余成万师长的名字。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常德人民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湘西雪峰山会战（几乎全歼日军116师团，消灭日军3万左右）。第51师的师歌唱道“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中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海，大战过兰封。南浔路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国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锋!”这支抗战时期最伟大的部队，在武汉会战后由蒋中正亲定为军委会总预备军，为华中三大战区之前卫。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也深为畏敬，并以”三五部队”称之(指所辖的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在南昌会战中，即使兵败如倒，该军仍不改其英勇豪迈之铁军本色。曾两次荣获军委会最高荣誉——飞虎旗，一次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连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国军中无人出其右者。

　　1946年改编为整编74师，全师3万余人，全副美械，师长张灵甫（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拱卫首都，号称“御林军”。进攻苏北解放区，连克两淮（淮安、淮阴均为解放军在苏北战略要地淮阴是苏皖解放区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即使在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下，也是属于不到万不得以绝不轻言放弃的要地。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野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造成了很大困难），二战涟水（第一次是搭档整28师太不经打，未能攻占，国军方面损失7000其中74军2000多，解放军6963，10纵司令谢祥军也在战斗中阵亡，这是华东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阵亡的职务最高的将领。第二次对王必成6纵战术成功，顺利成功），攻占宿迁，立下头功。47年5月13日在孟良崮被围，力抗华野五个主力纵队（1、4、6、8、9，不计打援），也全力支撑了三天。（本人认为，此战主要在于汤恩伯判断失误，急功近利，友军不全力增援解围，张灵甫又过于狂妄自大，孟良崮是石头山，既无法构筑工事，又没有水源，是标准的绝地，重炮也无法带上山，炮弹落下，碎石飞溅，杀伤力倍增，失败再所难免，即使换了美军陆战1师，同样条件，3天也挂了）。重建之后的74军，保卫阜阳（对阵中原野战军第1、2、3、6和11纵队以及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成功坚守6天），济南战役死守商埠（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王耀武飞赴南京求援，蒋介石命令74师空运济南。但一天后解放军就以炮火封锁了飞机场，仅空运了7个连，这7个连后来被王耀武派往商埠，担任第2绥靖区司令部的守卫。9月20日，解放军猛攻商埠，22日开始攻击第2绥靖区司令部，74师凭借司令部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楼和四周明碉暗堡组成的工事，负隅顽抗。此出的战斗相当激烈，被誉为济南战役中的“绞肉机”，解放军集中炮火猛轰，整幢大楼被炸得千创百孔，满目疮痍，几乎被炸成个躯壳架子，但74军的这7个连仍然拼死抵抗，子弹和手榴弹不断从窗口和弹孔里飞出，即便在解放军攻入楼内后仍与解放军逐楼、逐屋、逐层争夺，力战不降，解放军称之为“打死不缴枪”，这7个连即使在军官大半死伤的情况下，士兵也极少投降，秉承了老74军的顽强战斗意志，最后全部战死。战术上，74军爱出险招、奇招，出其不意（在张灵甫任军长期间尤其突出），可谓艺高人胆大，多采取正面佯攻，侧后迂回，或超越攻击（在第二次涟水之战中，６纵就中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和整２８师、整７师在城外猛干，最后被７４军强渡黄河迂回偷袭涟水成功）。“部队骄横，攻击精神较顽强。善于集中使用兵力，先以集中炮火打我阵地一点，掩护步兵攻击，且善于使用小部队，以锥形渗入我侧背，错乱我部署，但不善于近战。官兵素质在蒋军中算是比较好的，老兵占很多，军官、士兵甚至马夫都经过严格标准训练，战术指挥及技术动作均较正规熟练。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两淮战后，该敌伤亡惨重，敢于大胆缩编建制，也不顾兵员缺额。其官兵对蒋甚为信仰，且骄横自大。”（解放军评语，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比较正面了）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74军也就栽在了险招上，如果不冒险前进，被围不坚持“中心开花”，也不会翻船。（但另一方面，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若真放弃了“中心开花”，不敢铤而走险，那也就不是74军了）74军的战斗意志、战斗力、纪律性都是国军中首屈一指的，（孟良崮战后，华野监听还有国军电台活动，立即判断74师还有残部没有解决，果然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发现约7000多人，这些官兵不开枪不走动，静静等待解放军撤走后与增援部队会合，解放军先前曾发现过，但见其既没有开火也没有奔跑，以为是友军而未注意。大败之后还能如此，其战力之强军纪之严可见一斑！），待遇也是最好（该军发双饷，薪水是国军其他部队是两倍。老蒋宁可饿着其他人，也不能委屈74军）。同样，也拥有各国王牌军的共同特点：傲、狠、悍，全军自军长以下普遍瞧不起其他部队，不仅是杂牌，甚至也包括中央军，这也是孟良崮战役时83师见死不救的主要原因。
   在战绩上，五大主力中最辉煌，更加难得的是，抗战中的许多战绩都是在使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取得的（万家岭就是典型），美式装备抗战后期才装备部队，与新1军、新6军等比起来，难度系数更高，综合各方面，力压18军，位列五大主力之首，74军当之无愧。


18军

　　代表人物：胡琏

　　陈诚土木系支柱。18军可以说是陈诚的起家资本，陈诚军事集团别称“土木系”中的“土”字即代表着18军骨干部队11师，“木“则代表18军，它也是罗卓英、黄维、方天、胡琏等将领日后赖以晋阶的基础。18军是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在军阀混战、抗日作战、国共内战中屡立战功，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其骨干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与敌作战时又都能以身作则，堪称主力王牌。抗战最有名的战绩为淞沪罗店拉锯战（18军力敌松井石根指挥的第3师团历时近一个月日军为争夺这个弹丸之地，战死的就有几千，整个罗店血流成河，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1943年长江石碑要塞保卫战等（奉命固守要塞的18军11师师长胡琏。大战在即，胡琏写下5封诀别信，然后沐浴更衣，做好了决死一战的准备。在石牌外围拚搏战中，日军一度钻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11师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为保证这个将来可作为反攻的支撑点，保卫陪都的最重要门户，一直坚持到国军展开全面反击并彻底击败日军为止，11师的巧妙部署，顽强坚守，为最终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此役日军损失惨重，死伤2万多。有报纸在报道时曾将其寓为东方之斯大林格勒，虽过分夸张，但是第11师所固守的要塞对于整个会战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石牌口战役是抗日战争重要一役，使日军占领重庆进入四川计划破产，使重庆国民政府转危为安。战后，师长胡琏因固守石牌要塞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所属之团、营长也各获得了最高级的奖章。石牌口战役后，18军将此战阵亡的15000名官兵的忠骨埋葬在他们用生命鲜血保卫的土地，深信忠骸有寄，然而仅仅60年之后墓地已然被夷平，成为学校，带路的学生居然还很新奇地称当年学校伙房还把挖出的棺木当柴火。为国御侮而亡的将士最终受到这样的对待，实在令人寒心，是为民族的不幸……）1944年11月，作为嫡系主力，得到了第一批换装美械的待遇，使得战斗力大幅度提升。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表现突出，和74军联手作战，给日军重大杀伤。（整个战役历时55天，击毙日军12400多人，击伤23300人）

　　46年5月，18军整编为11师，师长胡琏。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取得了辉煌战绩：46年10月章逢集大战，中野主力近6万人（3、6、7纵），三个纵队围攻整11师32团一个团五天五夜，最后打成平手，中野伤亡四五千人，11师32团伤亡2700余人（32团本不想撤退，因一营营长牛镇江擅自带两个连突围撤走，才不得不带余部撤走，战斗连头带尾总共5天。32团一个团能够面对十倍以上解放军人海般猛攻，奋战5天，坚守章缝集3天3夜，重创对手，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中野忙活了一大顿，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损失重大。）；山东南麻战役，华野集中五个纵队，其中一个打援，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三个团猛攻南麻5天5夜，仅歼11师一个团，自身伤亡达1万余人（比较有名，不再多说）；47年9月曹县战斗，整11师孤军突出到土山集、大义集一带，华野急于报南麻一箭之仇，调动5个绝对主力纵队（华野1、3、4、8、10纵，中野11纵）设下口袋阵，严密包围，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纵阻击大义集增援。18旅坚定守住土山集，经过3天激战，重创3、8两纵，同时大义集的11旅及时出击，痛扁4纵一顿，打垮4纵坚强阻击，猛烈从后攻击3纵后方，华野见势不好，迅速撤退。解放军伤亡4413人，11师伤亡3000多人。

　　进入大别山之后，18军这只猛虎更是威风凛凛，中野不但是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敢接战，如中野1纵绝对主力20旅于48年1月在包信集与整11师遭遇，损失很大，其中一个主力营，4百余人被成建制消灭；2纵也好不到哪里，在大别山里不停地躲避11师，基本上是一个11师追着打，追着包围的过程。6纵虽然整天躲躲藏藏，但在48年1月16日，在王家店宿营的中野6纵18旅还是被逮了个正着，旅长肖永银一听整11师来了，丢掉旅直属队，使300余人全部被俘虏，总算保全了18旅。王家店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痛。一直到18军淮海战场被歼之前，解放军数次企图歼灭18军的计划都没有成功，在此之前可以说18军对中野、华野基本保持了非胜即平的长胜战绩（虽说46年底宿迁整69师被歼一仗不太光彩，但至少自己也没吃亏。）胡琏也被毛主席老人家称为“狡如狐，猛如虎”（放在哪里，哪里解放军都头痛，属于“最不受欢迎的部队之一”）。在淮海双堆集，１８军118师“老虎团”33团（该团全部是由战斗经验丰富的**组成，作战时凶狠顽强，罕遇对手，堪称是18军之精华，理所当然成为12兵团的刀尖）守卫核心阵地大王庄一战与解放军两个团殊肉搏，为淮海战役最惨烈的战斗。

   淮海双堆集被歼之后，重建的18军随胡琏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古宁头之战，太耳熟能详了，不再叙述），撤台后胡琏官至陆军一级上将，金门警备司令，当了一回“金门王”，1977年病逝（胡琏死后的1979年，粟裕视察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时与老三野们座谈，提及胡琏不无惋惜地说：悍将谋才，古宁头之恨难消啊）。

　　与７４军不同，１８军不那么张狂冒进，更加谨慎、狡猾，且注重构筑工事，例如子母堡，进可攻，退可守（如南麻之战）；胡琏44年掌军后，经过调教，其战术与一般国军完全不同，对付我军的近战、夜战，18军也改变了防御战术，采取“大纵深的弹性防御”，其特点就是主要加强本阵地周围的移动警戒，通常以一个前哨连游动不定，迷惑对手，使之扑空，一经接触即迅速后撤。与之相应，其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又以村中心为核心，沿街构筑无数地堡，核心阵地外围鹿砦多至3层，不仅障碍进攻，更主要的是诱使冲锋部队进至鹿砦前沿后实行突然的火力杀伤。攻击得猛时，全部收回去，在攻击无效或攻击乏力时，一下又反弹回来。对付这种防御，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这与一般国军部队作战有本质不同，即突破村沿强固工事即基本获胜有很大的区别。针对解放军巷战特点（用炸药包先爆破房屋，然后突击组迅速冲锋，一般国军不降亦跑。），胡琏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涌而上，就遭到11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集火猛烈射击，突击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资料来源：战争秘史档案馆）章逢集就是最好的例子。与74军一样，18军作为王牌军，军纪严明，（1948年3月，在执行搜索任务的时候整11旅（11师）有一个便衣队纵火烧毁民宅数座，致使民怨沸腾。整11旅从1928年建师起至今从未发生过烧杀抢掠违反军纪的事件，此一事件引起旅长杨伯涛极度重视，立即命令将带领纵火的班长逮捕枪决，以肃军纪。

　　在双堆集被围困的日子里，第11师担负着保卫第12兵团兵团部的任务，官兵仍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且先后产生了5个一级上将、4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1个空军总司令、1个勤联总司令、20多个军长，在五大主力中排名第一

　　总的来说，我更喜欢18军，但在抗战时的战绩不如74军，荣誉也没74军多，其他方面我认为两者不相伯仲，解放战争中的战绩在国民党军中绝对数一数二，由于形态意识的缘故，人们对战绩知之甚少，加上74军“御林军”的名头，知名度不如后者，屈居第二。


新6军

　　代表人物：廖耀湘

　　印缅远征驻印军主力“中国虎”。新6军的骨干班底（或者说前身）为新编22师，在编入新6军之前还是5军的主力，昆仑关的胜利也有新22师的汗马功劳，（消灭日军4000多人，克复昆仑关，一战扬名，著名剧作家田汉还专门采访了廖耀湘，称其为抗战中的狄青）42年在5军的建制内参加了印缅远征，西渡怒江，第一次远征中主要战斗为接应200师自同古撤退，打完后也还有7000多人，实力仍存，可惜远征军撤退时军长杜聿明却不听廖耀湘建议，尝试突破日军阻击，非要往野人山炼狱里钻，这一昏招的直接后果就是新22师兵员从进山时的7000直线下降到了到达印度时的不足3000，牺牲超过半数。（树林里，草丛中，一支支锈蚀的枪支，一堆堆散乱的白骨，无言地诉说着情况之惨烈，上万名官兵的骸骨永远留在了异域他乡。远征军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反倒帮了日军大忙。（其实当时远征军的当面日军只有56师团，还因为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实在没有多大把握能把整个远征军都拦住，远征军的不战自乱让师团长渡边高兴得半死。）42年底，5军回国新22师留印（当时隶属于新1军，军长郑洞国），换装美式装备，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经过一年的整训，练就了丛林战的过硬本领，自此掀开了新22师——新6军最辉煌的一页。1943年10月参加第二次缅甸战役，向缅北挺进，与新38师（师长孙立人）互相配合，二进野人山，占领胡康河谷，克于邦、下孟关、攻占瓦鲁班……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灭敌人20000多，一雪2年前野人山兵败的耻辱（史迪威语，其中新22师单在卡盟一役就毙伤日军不下5000，间布山山区3000多，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突袭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三个字：中国虎！）。随着第14师（龙天武）和第50师（潘裕昆）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驻印军扩为两个军，原属土木系54军的第14师、第50师加上新22师组成了著名的新六军。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45年5月运抵芷江，并参加了对日受降签字仪式，负责警戒。随着国府南京光复，新6军成为首批进驻的部队，早于74军。（极高的荣誉！）

　　1946年2月新6军遵令远赴东北，急先锋还是新22师。新22师“虎师”之名决非浪得虚名，以师单位计，无疑是东北国军，或者说是全国国军头号王牌。进东北后所向无敌，多次以一个团大败东野一个军，基本说明战争初期新22师一个团可以顶东野一个军，差距非常惊人。新22师三个团个个凶猛异常，1、李定一65团威远堡门进攻击败3纵。2、罗英66团5个连沙岭防守完胜4纵。3，64团沙后所大败东野王牌2纵4师。

  举几个战例：46年2月初闯关东的新22师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66团和师属教导营总共就3千人（一说66团守沙岭只有5个连，加团直属部队，1500——1800之间。）推进至辽河南的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2月16日辽南军区总共集中8个团（10倍以上绝对优势）。以人海战术猛打猛冲，如羊顶架般以月夜攻势连顶一昼三夜。该敌利用重机枪、火焰喷射器、火炮的绝对优势构筑防御工事。构筑完毕即龟缩一团，固守待援。至18日夜仍未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兵至，不得不下令撤退。民主联军伤亡2100余人，新22师624人，伤亡比3：1。这仗是新6军在东北的成名作。（4纵承认；“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败仗，千真万确的一场耻辱。”）

　　47年12月沙后所战斗新22师先和2纵4师开打，4师1个营刚占领了新22师1个团团部就遭到反冲锋，国军用机枪和迫击炮猛打，这个营基本报销了，新22师2个团凭借工事顽强抵抗，我军与之反复搏杀至天明。2纵4师原来战斗设想是全歼守军，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战斗任务，伤亡惨重退出村，骨干基本打光，仅营以上军官就被打死6人。虽然2纵公开史料不提，4师军内总结完全承认，说；“主要教训；指挥员轻敌麻痹，对敌情掌握不准，未具体贯彻林总的战术思想，造成严重的战斗失利。”（注意，严重失利。另外东野阵亡2纵4师10团副团长王国华，4师损失942人。新22师64团损失801人，64团打败4师后，从容撤退。新22师出动了两个团，林总本来命令2和7纵围歼该师，但是由于协调等问题，只有2纵4和5师参战。在47年底还准备调两个军对付新22两个团，足以说明新22的地位、威胁。）

　　据新6副军长回忆（唯一从辽西会战逃出的新6军高级军官）：新6军入东北近3年败仗极少（包括消耗仗，败仗主要集中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而新22作为该军主力骨干及第9兵团的精华保持常胜记录，与宣传有很大不同）。一开始攻占鞍山、本溪、辽阳到2次四平战斗（第一次新6军迂回包抄四平守军后路，迫使我军撤退；第二次新6军169师血战八棵树，死扛几天，保证了其他部队及时增援）、安东战役（全面内战初期在东北战场上发生的一次重大战役，新6军与52军作为参战，此役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大挫折之一，伤亡6万多。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国内各种资料对此役描述皆只强调新开岭一役，而其余均言语不详，理由很简单，其他都是败仗。南满军区屡战屡败，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林非常不满，派陈云萧劲光主持南满工作，取代萧华，才有了决定东北生死存亡的三下四保。），最终打到伪满洲国首府长春，使东北国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当时东北的女学生都以嫁给新1、新6军的军官为荣。东北都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顺口溜）直到辽沈战役在辽西新3军龙天武得空军通知东野6纵逼近，但他疏忽未将紧急情报及时上报兵团部，导致警戒的新22师先被6纵突袭击溃，东野“旋风部队”第3纵队楔入砸碎兵团部，打烂了新1、3、6军3个军部（纯是巧合，当时攻击的3纵第7师21团3营还以为是个团部，直到打进去看到文件才知道是兵团部。韩先楚后来也回忆到，要是知道是廖的兵团部，怎么也得派一个团去打。运气也不在国军这边，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而打到最后掩护廖耀湘突围的还是新22师。林彪在辽西会战对新22师还是很有戒备的，可惜周围境况变了，兵败如山倒的危亡战局下，素来战无不克的新22师也独木难撑，回天无力。

　　自1943年在蓝拇伽营地接受了全面、严格的美式军事训练之后，新22师——新6军具备了很强的丛林作战技巧，成为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王牌主力：基本的枪械操作、拆卸，丛林生存技巧，士兵在训练中把丛林里所有能爬动的东西——蜘蛛、蝙蝠、蚂蚁、蟋蟀、蝴蝶、螳螂蚯蚓……全吃了一遍，学习辨别防方位的方法就有十多种，等等，数不胜数，美国的黄油奶酪也将国内长期营养不良的士兵喂的身强力壮，不象在国内补给困难，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同时,在印度，伙食是美军的标准，不限数量，随便吃；训练时弹药随便打，很多士兵惊呼：国内当兵3年，打的子弹没在印度机枪射击训练时一天多；军官不打骂士兵，不克扣军饷；医疗等各设施齐全。只有一点：各项训练逐一考核，有一项通不过，屁股上盖个章就淘汰回国！(由于素质要求高,所以国军补充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去印训练，他们的素质绝非国内普通的农民可比,在三年多的印缅战场的训练和作战中，可以说以是深得美军的真传)这是远征军战斗力飞速提高的一个阶段，毕竟装备可以拿到手，但正规严格先进的美式训练美械军里也不多，这也是驻印军名列五大主力的重要原因、资本。在这里要特别提一提驻印军的装备，那是当时中国火力最猛烈、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得到的美援最多，而且由于原定空运缅甸的8师因故取消，所以出现了两个师分三个师的装备等“过剩”情况，新6军新22师因此拥有两个师属炮兵营（一般美械师只有一个）。所以重炮轰击也是其战术的重要内容，去东北后针对东北民主联军的特点，战术也有了新变化，例如威远堡门进攻战65团攻3纵山头阵地（廖耀湘根据新1军在四平的情况，限令攻击部队在炮火停止后5——10分钟内一定要冲入守军阵地，不给其喘息机会，若太慢进攻就失去炮火压制的意义，实质就是用炮火优势抵消冲锋部队冲击的最危险路程，可有效减少伤亡。看来廖也是个不错的战术家）由于战术得当，一个个山头阵地基本是一次拿下，没费什么事。不过人无完人，在长春警备期间似乎部队的军纪不太好，最后由新1军接替新6回沈阳，美中不足。

   为驻印军的主力，新6军异域扬威，在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几经曲折与磨难，在印度的蓝姆伽重获新生，组成二战以来实力最坚强装备最优良的中国新式陆军，在另外一片土地上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国威、军威，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赞扬，除应证史迪威将军所坚持的信念：“只要接受适当的训练与装备，将会与世界一流的军队一样。”也破除了部份外国军人视中国的军队是不会作战的军队之迷思！同时也英勇的扛起捍卫中国保护亚洲的责任，其旺盛之战斗精神即使一流的盟国军队亦望尘莫及，此段是中国人的光荣，他们的英勇奋战使这段历史值得每个国人自豪，正如史迪威在缅北反攻结束后发给廖耀湘的贺电：“这是你的光荣，是新22师的光荣，是中国驻印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总的来说，新6军与18军的战绩都是半斤八两，但考虑到关内关外国军部队的装备有差距，以及18军在金门战役中的关键作用（蒋介石在看完战报之后据说泪流满面，连说“有了这一战，台湾就安全了……”他太需要一场胜利了，18军的胜利无疑是雪中送炭，也直接影响了我军攻台的作战计划的拖延，本来我军在50年曾准备用50万大军实施攻台作战。而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条件已不允许，再没有机会了，胡琏和他的18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虽然东北战场也非常重要（双方都是一流高手，差距都是毫厘之间），可毕竟那一战保全了“党国”影响巨大、深远。排第三。

新1军

　　代表人物：郑洞国　孙立人

　　驻印军主力“天下第一军”。新1军的前身为新38师。该师的底子就是财神爷宋子文大名鼎鼎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特别说明税警总团自组建之后在1932、1937年的两次上海大战中伤亡殆尽，40年重组之后由孙立人将军任指挥。所以新38师与“一二八”、“八一三”没有什么关系。）41年底随66军进入缅甸作战，仁安羌一战中，孙将军仅率领一个113团前往解围，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甚至被媒体称为“东方隆美尔”，同时113团也伤亡过半）。随后由于远征军指挥混乱，孙立人未随大部队北撤，而是完整撤退到印度。（过境时英国军队竟要求新38师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入境！孙将军当即回绝，下令加强警戒、准备战斗，后来英军参观了新38师营地，军装虽破却干净齐整，枪械虽差但擦得锃亮，还带来2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与那些连裤子都扔在逃跑路上的英军绝对天壤之别。英国人一下被折服了，第二天就奏乐鸣炮欢迎。大快人心！！）1943年撤退到印度的新22、30、38合编为新1军（首任军长郑洞国，此时新22师也在其建制之中），出国远征的中国士兵，在美英盟军的帮助下，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练就丛林战的过硬本领（日后的新7军军长李鸿作为“兰姆伽营地的开拓者”因为干练坚决而被史迪威称为“东方的蒙哥马利”）第二次印度缅甸战役，今非昔比的新38师，士兵身强力壮，武器新颖精良，智取强攻，一下冲开野人山的第一关隘“鬼门关”。打扫战场，8名日军生俘，110余名日军被烧死闷死在堡垒内，战胜种种困难，逐一歼灭盘踞在野人山的敌寇，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终于突破险峻的野人山。激战90天的孟拱之战，经新38师两昼夜的奋勇拼杀，以胜利攻占而告终。44年4月与美军联合围攻密支那，毙敌2000人，俘虏70人。新1军攻击八莫，新38师作为主力，在美国轰炸机的配合下，恶战一个月，与日军一个战壕、一个地堡地争夺，这一仗消灭日军2400余人（盟军当局后来将八莫的一条马路以新38师师长李鸿的名字命名。1944年8月孙立人升新1军军长）整个反攻战役中战果辉煌：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33000人，打伤75000，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约1140公里）。自身伤亡1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役中曾俘虏日军1200多人，时任新38师长的孙将军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全部活埋，只有一人幸存，因为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也让日本人明白，杀降可不是他们的专利。日军后来一听新1军、新38师大名望风而逃）博得“天下第一军”的美誉。缅北与滇西的反攻战，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对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6月，新一军凯旋回国。

　　1946年1月1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2月17日，新一军开始奉调船运秦皇岛。3月下旬全军运抵东北。随即北上铁岭，锦州，辽中，沈阳，新民等地（并无大的战斗，倒是驱逐了一些每日抢劫强奸的俄军。）第一场大仗为四平之战，自4月17日开始直到5月18日结束，足足啃了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为了执行军委“化四平为中国的马德里”的命令，调集14个旅（师）构成绵延上百里的防线，此战相当激烈，双方都拼尽全力，杀得昏天黑地（甚至出现了新1军50师用重炮、120多挺轻重机枪打烂泊罗子阵地的战例），呈现僵局态势，最终以新6迂回威胁解放军退路，解放军被迫撤退而告终。（此战前军长孙立人前往英国接受英王勋章，新1军没有军长在营已有4月有余。大战在即却仍不见带领他们一齐斩关夺隘，横扫印缅的军长归队，全军将士士气浮动。熊式辉派郑洞国临时指挥新1军。郑洞国虽曾是新1军军长，但一直在后方负责后勤，训练等，威信无法和孙立人相比。故从4月21日开始攻击四平，师长都态度消极，火炮打得凶，地面步兵却不努力攻击。无疑影响了战力发挥。而且16日，刚投入四平方向担任左翼迂回的71军主力在四平近郊遭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只剩下新1军独力从正面强攻四平。如此条件下，以一军之力攻占四平显然不现实，无可厚非。5月中旬，民主联军7师向新38发动进攻，损失1000多。15日，孙立人赶到新1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新1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防线，在新6的配合下终于第一个攻进四平。“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七旅，原为井岗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12000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4、5000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升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摘自民主联军给军委的总结报告。虽然战后承认只损失8000多，但实际上远远不止，东野一直讳莫如深，具体的数字仍是迷）而另外一场著名的战斗为47年3月德惠守卫战。这是东北我军第一次向国民党主力军进行的正规攻城作战，潘裕昆50师在德惠被围，孙勉潘沉着固守，并告潘三日内将亲率援军解围，同时亲率部众北上解围；同时，71军亦由农安侧击德惠。我军集中了4个师、80门火炮，4辆坦克，以6纵为主力，可以说是绝对优势。部队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但是激战3天，攻坚却失利了。由此暴露出我军在正规战、攻坚上的许多不足。（德惠被围攻之同时，新1军留置在松花江北岸由50师149团第1营第2连连长郑明发率部固守的桥头堡亦受解放军围攻，长达24天。解围后，坚守德惠的149团及郑明发连，由蒋委员长特赐名为「中正团」及「中正连」，并颁发正式关防）但是在辽西会战之前，新1军进东北时编制的3个师曾经报销过6个团，分别是新30师89、90团，新38师112、113团和50师149、150团，作为新1军起家骨干是新38师（地位相当于新6的新22师）先后有2个主力团被歼，战绩比起新6，相对“虎师”有所不足。在黑山阻击战中也曾发动进攻，可惜那时已经太晚了，随着东野主力的到来，加上廖耀湘的病急乱投医（胡家窝棚之战，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捣毁廖耀湘司令部，逼其兵团退至唐家窝棚一带，廖耀湘在撤回沈阳之际，手拿报话器发话：“我是廖耀湘，现在我宣布撤退命令......”。这时，第九兵团参谋长杨昆急步上前劝阻道：“司令官，不能用明语，千万不能用明语......。”廖耀湘焦燥地打断杨昆:“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时间！”接着他用明语命令到：“现在敌情严重，潘军长……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袭击！现在由你指挥新一军、七十军169师和重炮部队，沿大虎山至新民地区向沈阳撤退。我亲率新六军22师、新三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渡辽河向沈阳转进，49军随后跟进.......”林彪听了立即部署指挥，败局已定），辽西成为了新1的最终归宿。
   
   新38师的底子为税警总团，按理说干的应该是盐务缉私的买卖，不过我们的孙将军心向战场，一心要杀敌报国，执掌部队以后完全按照正规陆军的野战科目进行训练，最终在其一再请求下，将税警总团1、4、6三个团编为新38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了缅甸远征军。有人将新1、新6比喻为“连体婴儿”，两军自成立到征战，最后到终结，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战斗，训练、战术、装备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兰姆伽营地的丛林作战训练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了，这次说一说装备上的些许差异，新编38师辖3个炮兵营，比新22多一个，由于“过剩”问题，即使被歼两个团后,通过将库存的武器补充后,仍能达到团有迫击炮12门与战防炮8门,营有8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班有1挺轻机枪与2支冲锋枪的水平。再者就是在东北损失6个团（辽沈之前）的兵力，分析一下，查阅了最近出版的《五大主力的覆灭》，“47年东北民主联军在德惠、靠山屯地区歼灭新1军近两个团及两个保安团，一共5000余人”50师将近2个团是德惠战斗消耗的，从4个团损失一共5000上下来看，应该剩下不少；塔其木守军新38师一个营被歼，同时113团2个营遭遇伏击损失；47年5月90团在怀德被歼，驻守老爷岭的112团在撤退回吉林市时遭到袭击，全团大部分损失。以上各部除了50师的两个团，其他的都是在分散使用的情况下遭到伏击损失的，凭此就说新38师的战斗力比不上新22师太勉强，毕竟都是经过完整美式训练的，如果集中使用，不分兵把守，还可以取得像四平、德惠那样的战绩（已经充分显示了不凡的战斗力。"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就是见识到其超强的战斗力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恐惧而讲出来）。军纪上，从第一次远征撤退不乱到接替新6军驻守长春，前期平分秋色，后期略胜一畴。

　　在印度、缅甸的战斗中新1可以说是占据上风，成军早，驰名中外，许多高级将领都接受过外国颁发的勋章，说白了就是“受洋人重视”，这也难怪，孙在西点军校时就和马歇尔等人成为同学、朋友，关系非同一般，二战结束后美军曾经想让新1军代表中国担任驻日占领军，只是蒋中正急着内战才作罢。在东北战绩上不如新6军，就算这样本来也最差应该是平手，可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孙立人不是老蒋嫡系，从感情、受重视程度上说更偏重新6军（最终孙立人也因为派系矛盾调离了新1军，离开了东北，同时调走了几百名骨干亲信，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这些人参与对新兵的训练，由此将新1军的传统与练兵方法流传下来），从这个方面考虑，最终还是将新6排在前面。第四。


第5军

　　代表人物：杜聿明　邱清泉

　　就像新6军的新22师、新1军的新38师，提起5军就要先说大名鼎鼎的200师。该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由军政部直接指挥。38年1月，该团扩编为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原团长杜聿明担任该师首任师长，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该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5军（戴安澜继任成为200第二任师师长，也是最有名的一任）1939年日军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准备开辟华南战场，截断西南国际交通线。第5军（新22石、荣誉1师、200师）在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也成就了第5军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斗。这一场激战，成功收复昆仑雄关，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战后公布的材料，昆仑关一战，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我俘虏的100余人。5军也付出了15000人伤亡的巨大代价，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第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第5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秉性剽悍，长期受武士道侵染，参加侵华战争两年多，战斗经验丰富；而且第5军此是仰攻设防完整的坚固关卡，难度更大。这一仗是日军承认的仅有的几次对方勇猛程度超过自己的战斗，含金量绝对不容质疑（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称号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们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加顽强的军队……”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陆军第5军抗日阵亡将领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书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据悉，现在昆仑关山下的松林里，还有日军少将中村正雄的坟墓，他是此次战役中被打死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军官。当时杜聿明将军在看了中村正雄的档案后，建议以自己的名义为中村正雄在此建一个坟墓）。1942年第5军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切断了桂越公路，次年6月，又切断了滇越公路。这样，滇缅路就成为中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保卫滇缅路，在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200师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日军55、56两个师团4万多人），击毙日寇5000余人（未考），在同古坚守12天，同时，该师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1师一部逃出日军包围圈。

   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200师收复棠吉，但是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200师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兵败野人山，为保卫滇缅路，远征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杜聿明第5军42000人中就牺牲了21000余人。当时滇缅路战线两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长期整补，直到1944年再次作为远征军参加滇西反攻，才再度上阵。

　　46年3月，第5军各部开赴武汉，解放战争中第5军主要在华东作战，大大小小无数战斗，败仗很少。（单单从坚持到48年底淮海就可以看出来。第5军在一年里转换指挥部就达300次以上，可见其转战的频繁。邱清泉的“逢五不战”就来源于此，华野老人谈起第5军总是耿耿于怀。淮海之前，46年年底的龙崮集面对中野2纵的阻击，伤亡2390人，48年桃林冈被华野10纵阻击，徐东被华野7纵阻击可以说是仅有的几次翻船）

　　46年7月开始进攻苏北解放区，参加徐州以西扫荡作战，重创豫皖苏部队，年底国军准备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第5军主攻，连续攻克濮阳、大名等重要城市，给解放军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损失，47年2月第5军45师先头133团一营2连在小坝车站被中野3纵7旅围困猛攻，7旅与45师硬拼，遗尸遍地，被迫撤出战场（45师连长连守仁镇定坚守车站，一夜激战，不计增援部队损失，该连死4伤5，7旅伤亡上千，损失比超过1：100！！连守仁战后晋升营长）直接导致了随后仓促的民权战役（伤亡、被俘3400多）豫皖苏战役（中野伤亡、被俘5-6千人，由于是重大失利，牺牲、被俘比例特别高，不同于一般战役情况，其中被俘1300人）的失败。

　　47年8月，宋时轮指挥华野10纵在梁山阻击第5军和整84师，其表现可以分为两部分，八月初打的不错，但后来被迫北渡黄河。当时第5军摆出转兵南下的架势，只留下84师继续北进。10纵准备集中兵力吃掉84师，但是邱清泉等10纵从防御转为进攻完毕之后，转头向北，会同84师合击10纵，10纵伤亡1000多人，被俘近3000人，被俘民工2000余人。丢弃武器、弹药，辎重骡马不计其数，损失极其重大（基本伤兵、后勤、医疗等单位，物资粮食全部丢掉）。

　　48年6月，著名的豫东战役爆发，在第三阶段中华野抽调主力，1、4、6、8及两广纵队围攻黄百韬兵团于帝丘店，邱清泉第5军采用大迂回战法，绕到包围黄兵团华野部队背后，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与黄百韬里应外合全线击溃了华野，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黄河边上，俘虏了几千名伤员（据粟向中央军委报告，被俘虏伤员几百人，但据战果统计，被俘3598人，见〈〈全国解放战争史卷3〉〉409页）

　　48年12月淮海战役中在陈官庄附近时被解放军包围，困守40多天，49年1月9日，解放军发动总攻击，45、46两师大部分缴械，200师突围被歼灭。五大主力中最后一个香消玉陨。

　　成军以后，老杜便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5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经过了严格的苦练，第5军的作战水平大有长进，39年3月，第5军参加全国军队校阅，在当年军事考核中被重庆军委会评选为全国第一。该军战术多变，最擅长的，不是爆破而是炮火，且步炮协同密切，攻击时一般采用多梯队纵深配备，以密集队型波浪冲锋，攻击时间常常选择拂晓和中午，在山地常用多路攻击和迂回（如豫东战役战役解黄百韬之围），在平原和村落多采用正面攻击，中央突破。

　　第5军的历史上，特别要提两件事：第一次印缅战役同古保卫战前，200师师长戴安澜召集军官开会，大家对是否坚守存在分歧，争论不休，此时，598团中校团副黄景升愤然而起，慷慨陈词，自愿领兵御敌，师长问其有无把握，慨然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最终200师下定决心抗击日军（战斗中黄景升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壮烈殉国），在战后杜聿明的报告中也专门将此句作为全文结尾，蒋委员长闻言一震，问道：“这个团副现在还在200师吗？杜回答：“他已经实践自己的诺言，成仁了”日后国民政府专门在黄的家乡为他建造了纪念雕象并附以文字记录，蒋委员长亲自题词。而那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的铿锵豪言最终流传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经典。第二件则更加悲壮，1942年5月远征军第5军向印度撤退途中，由于后有日军追赶，途中又没有道路，遂在密支那以西的莫的村将全部机械化装备之辎重（汽车、装甲车、大炮等）全部烧毁，随后军长杜聿明率全军进入野人山的蛮荒之地。而确实无法随全军长途跋涉，留在莫的村堪迪佛塔一侧的医疗站中的千余名伤患官兵，从大局着想，不愿受被日寇俘虏之辱，抱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愿烈士死，不愿降虏生的赤子心，慨然于5月21日全体引火自焚，含恨而终！。这一史实在中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

　　5第军自从正式组建素来以军纪严明著称，可淮海战役跟随2兵团（兵团司令邱清泉，此时的军长为熊笑三，名字很酷，但是在他的任内，却出现了足以毁掉第5军名誉的劣迹，个人认为他作为一军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徐州撤退的过程中，由于泄密（本来杜详细制定了部队的行军序列、撤退时间以及路线、集结地点，并且严格保密，结果蒋介石却通知将各个银行现金先搬运出城，导致人心惶惶，争相逃命，一片混乱）2、13、16一共3个兵团很快乱了套，坦克、汽车、牛车、马车挤成一团，枪支、弹药、粮食扔得遍地都是，纪律失去了约束力，部队成了一群自由散漫、无恶不作的土匪，到处抢劫、杀人、强奸：仅仅在萧县一地，第5军就抢走了300多年轻女子作为军妓……（比起74军在孟良崮、18军在双堆集，实在天壤之别！本来处于逆境中身为王牌主力，更应令行禁止、临危不乱，显示精英本色，惜一代名军竟然作出如土匪一般殃及民众、祸害百姓的罪行，实在令人痛心！更给那些为了民族自由独立而牺牲的5军先辈丢脸！是为5军光荣历史上抹不去的污点）


　　从战绩、地位上来说，抗战期间著名的、有影响的大仗（能考验战斗力的）当数昆仑关和同古，其他战绩相对不是很多，这与指挥失误屡遭重创，不得不长期休整来恢复元气有关，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一点不比其他部队差，可惜最后没能挺住，作出了五大主力中少有的恶行，在陈官庄包围圈中的表现也是不敢恭维（感觉不如13兵团李弥部8、9两军），第五。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7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2 Oct 2008 16:23:25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7

有很多人认为谈论战争就必须把眼睛盯着技术兵器，比如坦克、飞机、舰船、大炮，以及军队的作战方式和形式。

很遗憾，在抗战历史上，在这些领域，确实都不是共产党的强项。但是，无论中西，人们谈论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已经不再把眼光只集中在作战方式，甚至是军队所使用的技术兵器这样一种简单的因素堆积。在二战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的苏德战场，坦克、步兵的进攻规模是第二次大战中首屈一指的，但是也很少出现拼消耗，即人海战术和大量坦克密集突击的场面。两军对磕，以声势论胜负的壮观场面只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规模及其壮观的苏德战争中，庞大的抵抗部队和众多的技术兵器，分散在广阔的战场上，单位面积内的兵力和兵器的分布密度却很低。很多时候，在激烈的战斗中，苏军一个不满员的营，要防守一公里以上的防线！（这样的战例在朱可夫回忆录、淬可夫回忆录及所有苏军将领的二战回忆录中都可以看到）交战双方，都是以类似的兵力密度作战。在激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为了阻止德军的突破，苏军在长达700公里的战线上投入了18万人，德军是25万。考虑到防线至少要有3至5公里的防御纵深，考虑到支援部队、稳定防线的预备队等等，一公里内能有多少人来投入呢？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二战时期，由于兵器火力的杀伤力强大，使得交战双方都不可能把部队密集集中，因为这容易受到敌方炮火或飞机的密集打击，从而很快被消灭。1939年和1941年向德军反击的波兰骑兵师以及蒙古骑兵师，就是这样被消灭的；1941年，在公路上行军的苏联第35师，遭到敌人密集的空中打击，也是吃的同样的亏；苏日诺门坎战役，过河中集结的6000名日军，也因此全军覆没。在中国战场，实际上大量的国民党军就是因为阵地战而被日军消灭的！


有些人可能会举朝鲜战场的例子来反驳，说彭德怀的兵也跟美国人打阵地战！可是不要忘记另一个战争因素：志愿军的装备水平！正因为装备差异悬殊，为了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彭才以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似的兵力密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的作战形式，用朝鲜战场的特殊环境，打了那一场战争。一旦条件允许，彭都会遵照中央的方针打奇袭，打奔袭，速战速决。采用阵地战并非志愿军的意愿，而是没有办法。装备太差，补给跟不上，加上地形限制，迫使志愿军采用自己最不擅长的阵地战、堑壕战、坑道战。至于美国及联合国军，因为没有能力突破中国人的防线，只能依靠占绝对优势的火炮、炸弹、飞机、坦克硬敲硬打，也就只能这样了―― 他们只有在他们自己拍摄的电影里，才机智灵活，英勇无敌。


总之，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的作战，不能以作战方式论英雄。作为缺少装备、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共产党军队，不去选择密集突击和阵地防御战，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战术与方法，只能说明他们很聪明，应该获得称赞，而不是指责。因为这丝毫不影响战力的发挥和对日军的杀伤能力。在这一点上，请不要受美国战争电影的影响。从军事学上来讲，我们也不能把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为简单地认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或是它的接近形式，更不能用这种未必适合当时战争环境的作战形式，来区分国共军队对抗日的贡献大小，不能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几个战役中集中了大量的兵力，打过诸如淞沪战役那样长达三个月的仗，就想当然地认为它的贡献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那样的打法实际上意味着更愚蠢。

几年前，大陆有一部军事著作，在国际军事界引起了轰动，那就是那本《不对称战争》。共产党的抗战方式，正好符合书中所说的原则。（所以，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对历史的悉心总结。）


只要是战争，就少不了敌我双方面对面的冲突与交锋，它包括了两点：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从这一角度来说，所谓的正面战场与侧面（敌后）战场，并没有逻辑意义上的严格划分。在日军占领的三分之二国土的广泛地区里，无论怎样打，作战双方都应以自己的条件为出发点，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战方式。不能以某一种形式否定和抹杀另一个形式，更不能无视两个战场上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这里，唯一可以区别的就是国民党的战线大都可以得到后方的支援，而共产党则几乎得不到。即使是在延安，西面、南面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北面和东面则是日本侵略者。至于其它根据地，日伪军也随时都可以进来扫荡与清剿！这样看，以重庆为大本营的国民党军还是有利一些，他们可以有后方地进行作战，又可以代表政府全面接受外部的援助。共产党就不能了。斯大林想给八路军提供3个师的武器装备，却一直到日本投降都没有给成。所以，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管那些作战形式上的东西，而是把眼光注重到实质上来，即：国共两党的实际作用，牵制了多少敌人，消灭了多少敌人。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样的战争方式简单地分类为正面和敌后战场，或是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战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关共产党战场的情况在大陆较为人们熟悉，但对国民党战场接触却并不多，连战访问大陆后，反而是一些网友通过刚开始接触到的战争档案或者是原国军军官的回忆录，片面地感叹正面战场的规模之大、损失之重，并连带说什么只有正面战场歼灭敌人才最多。由此，不少人会很容易地原谅他们战争初期的丧师失地，认可他们的努力，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日军的强大，并认为他们为抗战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当我们认真地对国民党战场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战绩和贡献，都被夸大了，不少战役的方式与指挥，其实并不正确。

我们首先来看战绩。看战绩当然要看数字。


第二部分：有关正面战场的统计数字

从统计数字上看，正面战场，国民党战时和战后先后公布的歼敌数字是非常大的。三保长沙，歼灭敌人十一万余人；台儿庄战役，歼灭敌人两万余人；再加上南昌战役、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等等。但当我们认真分析这些数字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发现很多漏洞。拿长沙战役来说，数字的统计根据是这样的：……有一个老农发现，日军一辆汽车装运尸体50具，汽车有100多辆，所以至少有5000具之多，云云。我们当然希望敌人死得越多越好，处于日军侵华战争苦难中的人更是如此。粟裕将军指挥的韦岗伏击战，歼灭敌人数十人，但是不久，在当地就风传毙敌人数为几百、几千！我们仔细看看长沙战役。如果每辆汽车间距30米，一百辆车队就将绵延3公里，一个农民，在湖南那样的丘陵地区能否看到绵延3公里的一百辆汽车？又怎么肯定这些车都在运尸体？即便如此，在战役的各个战斗中，已经单独计算过歼敌人数了，那么这么集中的尸体，又从哪里一下冒出来的呢？同样道理，从敌人撤退时焚烧尸体的余烬来推算歼敌人数，比如发现了推算为焚烧 1000具尸体的火堆，就算作是歼敌1000人，绝对不问烧1000人的火堆要烧多长时间，在激烈的战斗间歇中，有多少时间把尸体都放在一个火堆中慢慢烧化呢？总之，类似的这些数字都和作战时对敌人伤亡的估算放到了一起，有些则是重复计算。

再看作战时的歼敌数字。现在我们知道，台儿庄战役是很辉煌的，歼灭敌人一万零一百余人。但是当时国军的战报声称歼灭敌人两万多人，这就有了近一倍的数字差距。事实上这个数字已经到顶，想更多也不可能了，毕竟来犯的敌人就一个师团，只有两万多人，歼灭敌人2万，基本上就是全歼了。看过很多国民党的战报和回忆录，很多时候，歼灭敌人的数字，都是直接在敌人可能动用的兵力上动脑筋，想出来的。比如敌人动用6万，歼灭敌人就会是3万，动用10万，歼灭敌人就会有个 4、5万。歼灭敌人往往与具体的战斗无关。这在三保长沙战役里，就非常明显。第1次长沙会战，有国民党军委会高级参谋在薛岳身边，他在事后说，整个会战除了开始的防御战打了一阵，以后的反攻，是在和敌人保持一天的路程的状态中“进行”的。所以，三保长沙歼敌二万，简直是笑话。

不过，我想请大家注意：不应该否认的是，这样报数字至少在当时不是没有一点意义，因为大片国土被日军蹂躏得体无完肤，国人自甲午以降的畏倭心理正愈演愈烈，总要给人民一个交代，鼓舞士气，好维持一些心理上的精神上的东西。否则，抗战如何进行？

在三保长沙战役中，日军进攻长沙确实打得很苦，但客观来看，激烈的大规模战斗实际上并不多，无非就是围歼国民党军的74军和其它几个军，这也是敌人以优势兵力、火力加以围歼，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三、五千人以至几万人，敌人本身会有多少损失呢？即使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后阶段，日军被宏观包围，一片混乱，但最终也被他们全部退去，打死打伤者并不多。所谓的对敌勇猛攻击，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什么杀伤作用。只要经过仔细推算，怎么算都不可能达到歼敌十一万之多。在几乎所有的战役里，日军自己报的伤亡数字，往往都只有国民党报称歼灭数字的十分之一，即使是日军瞒报少报，这个数字也应该不会相差太多吧？而且，国民党军的将军们知道什么叫歼灭敌人三万多吗？军队是由一线的作战部队和后勤、工兵、通讯、炮兵、卫生等支援部队合编而成的，十万之敌，作战部队至多八万，歼灭五万就意味着敌人的一线作战部队损失了一半多，这样的损失率在短时间是根本不可能再次投入作战的！事实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才两个月不到，日军就发起了第三次长沙战役，情况如果真的像国军所报告的，三次战役歼灭11万，日军要发起后续进攻，必须要等兵员补充才行，两次战役的间距不可能这样近！


令人气愤的是，日本投降后解密的资料表明，三保长沙中的随枣战役、枣宜战役，都是驻兵武汉的日军主动出击的，目的是调动国军，不让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对武汉形成攻势而进行的。所以敌人达到为武汉解围的目的就撤走了，留下国民党军的自吹自擂和疲于奔命！（这也是在1944年日军进行长（沙）衡（阳）会战中，薛岳作出判断错误所致，―他的好大喜功，也让全体国人包括委员长以下各个指挥部门，都误以为日军是被彻底击败，从而看不到日军的作战目的！当日军的目的是进攻而不是牵制时，他的“经验”，给国军和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另一方面，在兵力对比上，凇沪抗战，是日军20万对国民党军70万；徐州会战是日军20万对国军60万，三对一，结果国军都惨败而逃。三保长沙，日军12 万对国民党军30万，不到二点五对一，反倒是国民党军可以全面反击包围歼灭，水平怎么差得那么大！但是随后1944年豫中（河南）战役50万国军对20万日军，真正的二点五对一，就又一败千里，溃不成军，以后又连续丢掉了湖南、广西、贵州的大片国土，损失兵力近60万人，惨不忍睹！

拿昆仑关战役来说，全部苏联装备的第五军，历时数十天，在友军配合下，才歼灭日军一个旅团大部4400多人，自己损失达15000人，而远比第5军装备差的薛岳部30万军队，凭什么消灭日军5万人？――很简单，凭嘴巴！

所以，不能责怪共产党的历史书不写国民党的歼敌数字，怎么写呢？难道要按照日军的数字写吗？大家也许都知道，战争中日军的态度是让中国军队产生恐惧心理，所以难免少报自己的伤亡数字――谁又搞得清他们的那些数字是真是假呢？而且，至今他们对那些已被证明了的历史都要肆意歪曲，那么中国的抗战史还能使用日本人的数字吗？

国民党的歼敌数字是很不可靠的。这从史料里可以看出来。1947年，蒋介石曾痛骂手下的将军们，把失误全部推到别人的头上。美国研究者易劳逸先生摘录蒋介石的那次演讲和文字方面的资料时如此说：“……还没有和共产党军队接触，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军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军侧面，好象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根本没有这个番号，……又如一经接触之后，往往夸大胜利，说打死敌人几千几万。须知，敌人的战术原则是避免和我军主力决战，我们要消灭他们几千几万，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的报告，一望而知是假的。”可见国民党军的这种作假现象，并不是到了解放战争才突然出现的，而是一向如此，从来如此！

大家不要以为我这么说是要抹杀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不是。我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能使今天的中国人对当年国民党军的真实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纵观抗战，国军打胜的战役，不是没有。比如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衡阳保卫战、1944年出击缅甸和昆仑关大捷，和1945年的芷江保卫战。但是每一场大战，国军的伤亡都是日军的数倍！尤其是1944年出击缅甸之战，全副美式装备的戴安澜部的兵力、火力、装备都比日军强，可是伤亡却超过日军很多。上述几仗里真正打的好的战役只有一个，就是衡阳保卫战。在敌人决心打通武汉至广洲的铁路线的时候，面对疯狂的日军从两个师团增兵到四个师团，国民党军一万七千人竟然能防守一个多月，非常了不起！整个侵华战争里日军对中国一个军使用四个师团，也是仅有的一次。即使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围歼国民党第74军，所用兵力也不到两个师团的一部分吧？衡阳保卫战的成绩是在日军连续猛烈进攻下完成的，国军方面共损失一万五千人，每天损失300人。对比八一三凇沪抗战，对比忻口守备战，对比几乎所有国民党战场的战役，胜利都是空前的。据此，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成绩，应该有一定的印象了吧？


第三部分 国民党军的军事素质

杀敌统计数字不可靠，那么从作战指挥方面来说（我们姑且先不讨论战略方面的问题），国民党军的表现又如何呢？

整个凇沪会战，国军70万军队猛攻大场、吴淞、闸北阵地，每天损失一个师。为什么会损失这么大？有战斗亲历者说，我军遭敌猛烈火力杀伤，勉强冲至敌街垒，又因敌人街垒高达两米，束手无策，最后遭敌侧射火力杀伤，损失殆尽。淞沪乃平原，无险可守，战况之不利，死伤之惨烈，难以言述。但遭敌人火力杀伤只是损失巨大的一个方面，指挥官的无能才是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在长达三个月的会战中，既然看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共产党创造的炸药包加手榴弹，大炮上刺刀（火炮跟在步兵后面，随时消灭敌人的坚固火力点）并配以火炮定点攻击，却始终维持这种毫无意义的进攻方式，驱使无辜的士兵作无谓的牺牲，而且还长达3个月之久！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在杀敌爱国，还是在帮助敌人消灭自己！

现在，很多人说，国民党抗战是有巨大功劳的，光凇沪抗战就损失了多少多少。让人不明白的是，功劳究竟应该按歼灭敌人计算，还是按照自己的伤亡计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互为目的，但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最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消灭敌人的必要条件，而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最有效地保存自己”。淞沪之战正当抗战伊始，面对准备充分的强敌更应该首先注重消灭敌人，而不是消灭自己！

大家也许不会接受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时国民党的那些蹩脚的指挥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未必比那些叛徒少！

从士兵素质的差距上看，我们从历史资料和纪录片上可以看到，日军步兵的进攻明显是散兵，线性进攻，而不采用集团、密集型的进攻，这样可以减少敌方火力的杀伤，并且容易队形展开。但是在抗日战争早期、中期，国民党军的攻击队形经常采用密集队形，一个掩体里蹲上成建制的人，这导致敌人的火力容易相对集中，并造成我方的巨大伤亡！从八路军林彪部队平型关战役后对日军作的总结上看，日军步兵的作战能力非常强，从听到第一声枪响，到展开作战队形，只需数秒钟！其射击的准确性，拼刺刀的能力，战术能力都很强！这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与中国军队交锋后，美军就把中国军队的特点写进了报告（正确与否是另外的事情）。可是整个抗日战争，国民党军似乎从没有搞过一个对日军的评估报告。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就这还吹嘘自己是美械装备、美国训练，怎么能打大仗，打胜仗？昆仑关大战，全副苏联装备的国民党军，也完全打不出朱可夫在诺门坎战役中的那种辉煌。诺门坎战役当时，俄军赶到战场上的只有1000人的坦克旅，没有伴随的步兵，半天就摧毁敌坦克40辆，消灭敌人一个旅团 6000人，打得日军血肉横飞，毫无招架之力，而俄军只有50辆坦克损坏了一些零部件！相反，同样对付敌人一个旅团（没有坦克加强），当时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军―第5军的3万人，在友邻的配合下，鏖战近一个月，总攻发动四、五次，损失竟然是敌人的三倍！就算是地形不同，但是有如此好的装备，也不至于打成这样惨烈的局面！记得前些年非洲的埃-厄战争时，欧洲人评论说，是用90年代的军事思想，70年代的装备，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争。这句话对国民党军同样适用。早在1941年1月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的机械化部队就被八路军第115师的土枪土炮通吃（后成为共军第1快速纵队）。一个指挥员，不了解敌人，也应该充分了解自己！（对机械化部队的使用，很多网友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作为机械化军队的指挥官，让士兵猫在战壕里死啃昆仑关，士兵死伤蔽野，不是无能又是什么？

无独有偶，1942年的远征缅甸，也是这个杜聿明，被日军抄了后路，便下令炸毁全部美械装备，部队穿过热带丛林撤退，导致5万人饿死在丛林里。曾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总部联络参谋的王楚英回忆说，那是当时最为精锐的一支部队！即使向后突围，也绝对死不了5万人之多。当时孙立人师长建议以装备之优消灭后方的日军进行突围，没有被采纳。但是即使不杀回去，近十万人的机械化部队，选择这样钻雨林、消耗自己的撤退方式，总不免让人闻之目瞪口呆！原远征军第 200师的一个老兵回忆说，当时他们一个连的234人，只回去了64人，没有一个是战斗减员，全部是饿死和病死的（热带雨林光蚊子传播的疟疾就夺去了多少无辜士兵的生命）！

长沙会战，蒋介石下令陈诚乘机攻击宜昌，以牵制日军。国民党军已经攻入了宜昌，困守的日军已经支持不住，师团长和司令部人员已经写遗书了，可是这个陈诚竟然下令撤退，认为已经达到了牵制目的！而其实，长沙的日军刚刚撤退，首先要撤退回岳阳一线，然后才能抽调兵力增援宜昌，时间最快也要一周，陈诚完全可以再坚持三、五天，全歼宜昌守敌后再撤退。如此，则日军再不敢将各重要据点放任不顾，如果想抽调兵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就必须放弃其他一些重要据点，如远远伸出阵地前沿的宜昌。这样将极大地改善两湖的抗战局面！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长沙会战后日军仍然遏制着四川的咽喉，不断轰炸重庆，不断在四周发动攻势，国军不断奔波招架。

连当时的宜昌日军都回忆说，那些战死于日军阵地前的无数中国士兵的努力，完全被陈诚抵消了。

张自忠将军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但人们只知道他英勇战死，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日军包围。在枣宜会战中，日军攻击襄樊后，主力向宜昌进攻，而李宗仁误以为日军会像长沙会战那样准备撤回到进攻出发地，于是下令各部突击。张自忠将军率领所部2000人东渡汉江，正碰上日军主力一部8000人，一场激战，全军覆没。而当时的左右各部队，均以相距过远不能救助为借口，实际上在事前、事后没有作出过任何动作，按兵不动，听凭张自忠所部战斗到最后一刻。而在整个枣宜战役中，国军根本就是一片散沙，各顾城头，互不救援，除遭到日军主动进攻的迎战以外，均碌碌无为，毫无建树。担任战役指挥的李宗仁荒唐之极，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看到敌人后退，就认定是撤退。而国军反击时缺乏谋算，毫无协同（有也只有表面上的协同），甚至攻击方向都不清楚，就下令出击，各自行动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无论在战役过程中，还是在战略方针上，对敌人动向判断不明，对战场形势甚至没有基本的判断，处处防御，处处被动，太多部队（整营、整团甚至象王铭章的一个师）战斗到最后一刻，没有人呼应与支援。他们很少歼灭敌人，哪怕是一个日军大队（1944年远征缅甸除外），而即使进攻，也缺乏协调，各自为战，仓促混乱，没有多少攻击力，还时常导致类似张自忠将军一样的孤军奋战，被敌人各个击破的现象出现。

我们不否认那些国民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爱国勇气和决死的决心，正是他们在凇沪抗战中，持续了那种自杀式攻击达3个月之久！我们也不否认张自忠、王铭章这样的高级将领的勇猛顽强，视死如归。但是，在这样的总体指挥之下，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他们的血流得很不值得！
1937年9月27日，八路军115师消灭了平型关东北5公里处赶来增援的日军1000人后，掉转头包抄平型关西北5公里的东跑池，准备与在东跑池对面防御的晋军合围日军2000人，自私懦弱的晋军嘴上应承得好好的，却闭城不出，使被围日军在晋军阵地前沿安然撤走！林彪在1937年10月写的平型关战役内部总结中，对国民党军的总结中这样说：“……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他们自订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即不充实，在一个出击中，却以区区的八个团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战术……”

国民党军的装备实际上是很好的，除了像教导总队30000人是德国装备德国训练之外，所有的中央军都是捷克兵工厂的装备。（捷克兵工厂是世界闻名的兵工厂，大家都知道我国向其订购雷达，被美国阻止的事情，因为捷克雷达发现了美国的F117隐形战机，这是该型号战机目前唯一一次被击落。）国民党军除了在运输车辆和空军比日军落后外，其它基本不差。真正巨大的差距在于步兵的素质（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训练），和各级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共产党军队选择优秀、表现出色的士兵提升，来弥补损失的军官，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说，这也许是没有指望的）！

以下是一组日军装备和国民党中央军装备的对比：

人数 马匹 汽车 步枪 机枪 火炮 坦克 装甲车

日 军：22000 5800 200 9500 600 108 24 50左右

国军：近万人 不定 不定 3800 300 46 0 0

（当然，非中央军就差很多了，有说川军一个连只有30支步枪的。）
折合为每万人火力拥有量，中央军除坦克、装甲车外，都不比日军弱。其中，轻重机枪要比日军好很多！只是日军在马匹、车辆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在机动能力和后勤保障上要远远优于中央军。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国民党军一触敌便溃不成军呢？如果是因为空中力量的话，日本人的空中优势比起美国军队来说，有15%就不错了！而且，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空中优势、装备优势的话，那志愿军在朝鲜就不用打仗了！

在军事界，不知道有多少人说过，把没有训练的士兵投入战场，是犯罪、谋杀、帮助敌人、叛国……

在军事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说过，把士兵交给不合格的军官指挥，是犯罪、谋杀、帮助敌人、叛国……

对于有资源、空间、时间训练士兵、培训军官的国民党来说，这样的说法不都很恰当吗？（在野并饱受挤压的共党在当时基本不可能有此条件。）

第四部分 国民党的对内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内部还做了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红军时期，蒋介石通过围剿红军，瓦解了贵州军阀王家烈，把手伸进了四川，乘机取消了东北军3个师的番号。在抗日战争中，他一面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牵制日军和汪伪军。一面又严格控制共产党的规模，还想通过日军或共产党在背后搞垮其它军阀，比如阎锡山、龙云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系列（包括宋哲元的 29军十余万人）等。冯玉祥系统的察北同盟军十万人被打散，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先后被暗杀。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蒋让白崇禧担任广西前线总指挥，却几乎没有怎么使用自己的军队，而让共产党的3000余人的队伍充当主力。八年全民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因为缺衣少药死去的极大量的伤员，除归罪于日军之外，蒋委员长的高压封锁控制和摩擦，也是“功劳显赫”的！大敌当前，却总是给自己人拆台，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就我们的民族品德而言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光彩的事情。

实际上，即使在蒋介石系统的内部，同样派系林立，桥归桥路归路，大家防着大家。比如说陈诚系、何应钦系等等，每一个大系之中还分成各种小系，这些派系不顾大局，相互推诿扯皮，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只着眼于争夺权益！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都认为蒋介石在利用这些派别的争斗，来控制他们，为各自捞取利益。

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被敌人切断后路时，没有向左邻第6军靠拢（当时他们面对的只有一个大队的敌人），而是向第5军靠拢。这中间间隔着三座大山，两条大江，和日军的另外3个师团。有人说，他是为了第5军的安危，来牵制敌人。我很不愿意说那些死去的烈士的坏话，但是，请不要忘记共产党军队担任牵制敌人的部队往往遭受很大的损失的，以自己的危险换取他人的安全。可是200师却没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希望敌人发现自己。当杜聿明下令翻山撤退时，实际上最好的选择就是靠向第6军。我没有办法知道，派系因素在他当时的决定中，占了多大的份额。

所以，不要以为共产党不能打阵地战，朝鲜战争就是明证。在朝鲜战场上，每个中国士兵的标准弹药是240发，还经常因为弹尽粮绝，必须利用敌人尸体上的弹药与枪械打。打阵地战需要大量的弹药和人员的补充，后勤补给很重要，也需要炮兵的支持（最好还有空军的支持，但是在朝鲜，战场上没有空中防护，也打了）。被日军、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是怎样打阵地战的呢？他们争先恐后担当主力，他们舍弃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解放战争后期子弹是20-40发，抗日战争时期，很多部队甚至平均只有2发！1945年，在战局全面好转的时候，总数超过90万人的八路军也只有37万支枪，每支枪平均不足20发子弹。）

还有一个普遍被误解的问题，即：很多网友认为共产党抢了国民党的地盘。这里应该明确的是，那些被八路占领的绝大多数是被日本夺取的地盘，和一部分被地方反动武装占领的地盘！对于某些军阀来说，他们认为地盘落到日本人手里，最后还会回到自己手里来，因此无论是日本战败或者战胜（他们可以去当汉/奸），但是落到共产党手里，就回不来了，所以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投敌资敌，鱼肉乡里，危害人民并协助日军向我抗日军民进攻！所以，我们在今天不应该把那样的占领地盘看作是哪一个党的得失，而应该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看抗日力量的壮大和对日伪军的进攻。只要是对于整个民族有利的，就应该歌颂，对民族有害的，就应该谴责！我们都是中国人，无论什么党，什么人，只要他为国家为人民利益办事，他就是好人好党，反则亦然，任何损害、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他就是我们民族的敌人！简单地把控制地区的那些事人为地刻印上党派标记，毫无意义！所以，谁能打日本，谁就是好汉，谁能在敌后站住脚，谁就是英雄！谁能不让中国人受欺负，谁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对于那些敌占区和敌后地区，自己没有本事去开辟发展抗日势力，别人去了，还要钳制打击搞磨擦，就是十足的汉贼！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就是这样一个眼光总盯住个人利益的最高统帅，在统领着全国的抗战的。更令人不解的是，蒋介石为了让敌人为自己服务，以钳制和消灭共产党，以所谓“以德报怨”的手段，压制对日索赔，让那些战犯为他服务，直至战后三十多年。

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坏的对手，只要不危及个人权力，他宁愿媚日却仇共。只要有用处，战犯奉为座上宾不要紧，只要能斗垮共产党。


第五部分 国民党拥有的资源及其分配制度

很多网友强调蒋系军队的贡献的同时，还忽略了一个代表整个中国的政府所拥有的力量！

一个为整个国际社会认同的政府，在外交、资源和内部组织上拥有着共产党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即使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八路军进军东北，东北人民认可的合法政府还仍然是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整个敌占区认可的也仍然是国民党，而不是自己的对手八路军和新四军。

当时，如果说所有外部的支持是对整个中国战场的一种支撑的话，那么，所有的外国援助，无论苏联、德国、美国的大量金钱、装备、训练能力、海外华侨的捐款，都落到了国民党的手里，共产党只能派一些人私自跑到国外去募捐，讨要一点数目很小的零钱。我手边的例子是，其中一个有海外关系的新四军人员募捐回来的20 万元中，有60%是自己家里的财产。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掌握着所有国统区的税收、粮食、矿藏、工业，而共产党有什么？根据地人民，都是在敌人“杀光、烧光、强光”之后，为部队提供补给的，一个简单的黄崖洞兵工厂，还要走后门，并躲过蒋介石的耳目，才能进到几台简陋的机器。杨成武将军在抗战时，有一次看见一老一小在山间挖野菜，问他们为什么要跑这么远，老人说，因为村边的野菜都被八路军挖完了。杨成武将此汇报给了聂荣臻，解放区特意下命令，部队不允许在村子周围挖野菜，要把它们留给老百姓。

打仗打的是经济，是钱，是实力，这是尽人皆知的，而国、共双方所占有的资源的差距，谁都可以看出来。

国民党政府是怎么利用这些资源的呢？

蔓延在整个后方从中央以至前线的、四大家族、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欺压和剥削人民，罄竹难书！甚至美国的援华物资，那些从驼峰航线上，花费巨大消耗运进来的援助，甚至被权贵们转手流进黑市。大发国难财成了某些人贪恋权力的最大诱因。此类事件，被无论是当时的国外、国内的媒体和个人写进了资料里，俯拾皆是。事实上，很多外国人是在和共产党人打过交道之后，才成为亲共人士的。看过斯诺的书的人应该记得，斯诺在第一次进解放区（当时的匪区）的时候，曾请人用中文写了字条，说如果遇到危难，希望有人把他送到美国使馆，可以得到一大笔赏钱，好避免被赤匪杀掉！

我们看一看当时的人说的话吧：

国民党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前为军统高官，历任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在 1940年7月至8月的日记中写到：“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故意囤积，致激民变……（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表示，如果查封，会出乱子，且无效果，四川地主的米谷都存在佃农家中……分期平抑物价办法，孔（祥熙）副院长等等均不同意……凡是违背他们利益时，任何主张意见，均无法实施。故虽委员长苦口婆心，痛哭流涕，终无效力。……”

1941年4月，唐纵“又听张部长谈，以现在的政治经济情形，没有共产党也要出乱子。在民国以前没有共产党，历史上常有农民暴动的事发生。……”

1942年他又记载河南灾荒：“……吃人肉者其事甚伙。……乡民食用麦苗充饥，惟麦苗性毒，初期觉得眼睛肿，再蔓延到面部，终至死亡，因此致死者，为数甚众。”

对于军队，蒋介石自己都说：一些基础的训练项目，像射击、投弹、侦察、联络等，军官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能落后，不能打仗”。而将军们对士兵的待遇如能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经算很好”了。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一个国民党高级参谋一直在薛岳的身边，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损失绝大多数是逃亡和失散人员，为此曾补充部队达40个团之多！

1941年3月13日，唐纵日记记载，他在访问戴笠时谈及西北某补充训练处活埋、枪毙生病士兵的事情。“……补充训练处之腐败残忍，（使人）不胜叹息。……”

1942年9月5日，唐纵又记录：“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一半以上。”

1944年12月，第9军开赴贵州增援，步行二月，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部队尚未进城，当地全城店铺停业，住家关门。原因在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唐纵日记）

美国研究者费正清（音译）说，1943年，中国虽然处于战争状态，“国家力量却不在作战。”“……1943年3月，宋美龄漂亮的演讲打动了美国，使得中国抗战的肥皂泡吹得更大。”……自1911年前就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丹尼尔戴伊告诉他：“（中国的）思想界不再有生气，CC（中统）派和其它政府官员害怕，如果群众运动不加遏止，它将横扫全中国，最后把他们也扫掉。”

外国人经常看到，因为饥饿、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以便减轻行军的麻烦。在国民党军的行军路线上经常看到死亡的士兵，美国的在华援助人员谢伟思（音译）说，在双石铺那个地方，一夜间就有60名士兵死亡。大多数尸体没有掩埋，沿途经常看到死人，有一些被扔到了河里。斑疹、伤寒、疟疾流行……。中国人并不讳言，新兵饿死是因为军官克扣军饷，人们通过贿赂官员以免除兵役，那些穷人则被强迫抓去。在缅甸，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军中损失了近30%的兵力，那些幸存者中，15%被美国军医诊断为肺结核。至于痢疾、疟疾、疥疮、脚气、寄生虫病、斑疹、伤寒流感都成为夺去他们生命的疾病。

我们应该看一看解放军在1946年前后对国民党军俘虏进行忆苦活动时的统计数字所反映的情况：

……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以胡宗南嫡系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幺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 “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其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据统计，该师（158师）投降的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中，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抢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死过去又复活了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 22人，被罚过跪的1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 人，活埋未死的24人……

这些并不是解放军用来宣传的，而是用来辅助旧军队改造的资料记录，他们全由投向解放军的原国军士兵讲述，具有很高的信用度。也正是如此巨大的差异，才使得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再次意图消灭共产党时获得了大量的兵力和武器，并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战士。当然，如果有人就是不相信，也只好随他们了。


第六部分 总结与反思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又占有全国几乎90%以上最富饶的后方的政治、经济力量，拥有全部外援的中央政府，它是否应该在那场抗战中尽更大的责任呢？是否应该抗击大部分敌军，并承担主要的卫国责任呢？

很可惜，没有。反而沦落到今天还有一些人要拿他们和当时的在野党，穷得吃不上饭、装备破烂、没有补给的共产党军队比功劳，这不是一种逻辑错误和人格耻辱吗？

共产党的遭遇，实际上远比上述情形更为悲惨！日军杀戮国人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游击队控制的敌后！三光政策、千里无人区，大面积的细菌战，大量抓捕劳工（运入东北的劳工就有100万以上，绝大多数死于非命！），等等等等。杨靖宇、赵一曼等大量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如果没有来自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刁难，局面就会好很多，至少弹药不会短缺，可以发动一些大的战役！共产党说，他们自力更生地坚持了抗战，但是我真的宁愿希望，他们是在有大量援助和充分后勤保障下坚持的抗战，因为这里面有中国的利益，中国人的利益！因为，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在长达十四年的二战日寇侵华过程中，受害最深，死亡最多的，是老百姓！国民党控制共产党，死亡最多的是人民，被坑害的也是人民！在后方，冤死的士兵和人民，也不应被当作黑暗势力的帮凶，他们和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一样，都是中国人，是我们父老兄弟中的一员！对他们的犯罪，也是对整个中国的犯罪！作为老百姓，我们不应该站在既定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去评价他们的是非功过！

历史选择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担任抗日战争的中央政府，是中国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中的不少人，尤其是许多中下层的官兵是真心抗日的，即使蒋本人在整个八年中有过反复，1940年甚至曾经和日寇暗中进行沟通，但他毕竟在历史潮流中走过了抗日（蒋也真心地反共，不但反共，也反冯玉祥、阎锡山、龙云、李宗仁、李济森……），所以汪精卫错以为自己只是先走了一步，而蒋介石却坚持到了最后。汪精卫到了南京，才发现是低估了人们抗日的意志，只好忠实地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永远没有机会回头！―一个人的政治投机到如此地步，也为投机钻营的政客的道德可耻度贴上了一个大大的标签。（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争斗，想必大家听得多，也不难找他们的资料。汪精卫投敌，认为中国早晚要投降，自己先走一步，最后将介石不得已投降时，就会占很大的先机。政客与精英不顾民族大义和民族利益，一切以自己投机钻营为准则，牺牲他人，民族也在所不惜，抗战中的种种事例，应该发人深省！）

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差，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们当然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国民党全体投降，中国的抗战是否还有前途？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为很多人最不了解的，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实是中国人民。但是毫无疑义，抗战的艰苦程度、抗战要经历的磨难，肯定会因此增加数倍甚至更多。多支国民党军毕竟在战斗，毕竟在消灭敌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消灭了多少，但他们是抗日的有生军。在平型关大战中，日本人宣称伤亡8000人，共产党打死了他们中的1000人，在阻击战中让敌人死伤300多，那其余的都是国民党干的了。按照一本历史书的写法，最少的时候，国民党也抗击了36%的日军，10%的伪军，在其他时候，肯定要更多。

所以，两个战场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蒋介石如何封锁共产党，只要他愿意抗日，那就必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还应该说，中国的抗战实际上也只有一个战场，那就是全中国的抗日战场！

有网友指出，对比朝鲜战争，毛泽东时候的中国，比蒋介石的中国差得很多，若按照与联合国军的对比，差得就更多了。毛泽东所没有的，是各路军阀当年所拥有的：统一的军队，有较好的装备，但他有良好素养的军官和士兵，正像他自己说得那样：“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而他的敌人还有蒋介石在台湾的敌对势力，和全国的尚未肃清的蒋系土匪和特务。

所以，有网友说，当时指挥全国作战的另外半个统帅应该是毛泽东。共产党在抗战初期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在抗战中逐步发展，抵抗了40%至64%的日军，这真是对国民党军的讽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悲喜剧！中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孕育了最好的领导者！

回顾抗日战争，值得所有中国人总结和感叹的就多了！比如在大后方，官员们的腐败、贪婪，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但是大家如果查资料，就会发现，在抗日战争前，并没有这样严重，所有的一切似乎也是在抗日战争中蔓延开来的！其实也不难想象，在平时，是有条件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审查的，这会让官员们至少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形象。但是在战争时期，有可能进行系统的审查吗？一个由贪婪、投机的官员组成的政府，在战争时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国民&党的官员为我们做了很好的，也很痛心的演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劫敌占区人民，更是达到了极端！他们把工厂里方便运输的机器全部偷卖掉，把所有看中的产业都指定为敌伪财产，把保护自己产业的平民诬陷为通敌的，甚至把生物标本室的细菌全部倒掉，好把那些试管拿去卖钱！（以上一切都有出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遍查中外有关的历史记录）

作为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希望在外敌入侵时，我们有最合适的统帅，最优秀的军官和士兵，最合适的装备，最好的后勤保障，最简洁高效和负责任的各级地方政府。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这应该是今日中国人在过日子的时候最应该想想的问题吧？

（未经作者同意，全文有改动。老部队注）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6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2 Oct 2008 16:12:57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6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文/特约撰稿员京中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凤凰周刊)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5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2 Oct 2008 16:07:26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5
第一，粟裕vs傅作义

粟大将在国民党方面是找不到对手的。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熟练运用大兵团作战的本领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能排在前十名。粟裕从战士开始干起，一直成长为战略决策的指挥员和总参谋长。可以说陈毅托了他的福，没有他的话就没有淮海的完胜。何况他的手下和周围的智囊比起林彪的手下能力要差很多，这更体现出他作为中华第一将的无可争议！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建国后没有受重用，也没有能在朝鲜战争展现军事才华。把傅作义作为国民党第一将很多人有看法，其实这是一个从未战败过的将领，抗日时日军，伪蒙军和华北共军都吃过他的大亏。日本人在战后写的研究中日战争的书中最推崇的中国将领就是华北的傅作义和中原的汤恩伯。内战时聂荣臻和贺龙更是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四野入关时国民党在华北战场的形式是最好的。一个35军就敢在华北平原东突西奔，而其他战区的国民党军要出动的话最少两个军或一个兵团互为掩护。可看出傅作义经营一个战区的能力。因次，拿两人相比，傅只是稍逊一筹。

第二，林彪vs陈诚
其实在中共方面林彪甚至排不到第二，只是看到四野在整个内战中取到的巨大作用才这样安排的。首先，东野的兵力多装备好，对东北的国民党军占有很大的优势。其次，他的部下猛将如云，身边的刘，罗又是足智多谋之士。北满和南满两个根据地又紧临苏联和朝鲜两个后方，无后顾之忧又不愁结养供应。即便这样他还有四平之败和打锦州的优柔寡断。围歼廖兵团是他的亮点，但其中也有廖耀湘的失误帮了他的忙。至于四野入关后的秋风扫落叶那是大势已定。所以说即便换另一人去东北效果也不会差到哪去，甚至更好。陈诚在国民党军中是被低估的人物。此人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和武汉会战中指挥得极其出色，内战初期的东北战场也搞得不错。另外他的战略大局观在国军中无出其右者。但他也不是国民党军的二号战将，只是林彪和他一个高估，一个贬低，实为棋逢对手。

第三，刘伯承vs白崇禧

这是在内战中唯一正面对上号的对手，都是智将。刘伯承的军事素养堪称一流，作战擅用奇招，往往使敌出其不意。谋略远在其他共军将领之上，抗战时的一二九师的战绩最大，只是名声不如打了平型关的一一五师。内战初期的陇海战役，定陶战役都是以寡敌众取得大胜。但他的兵行险着中也也败棋，如巨野、郅城之役和挺进大别山。关于挺进中原有好多争议，但确实是战略失误，刘邓大军不仅未“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钢刀”，还差点成为占山为王的穷寇，受到很大损失。白崇禧在桂军中地位不如李宗仁，但打战要强很多，不是谁都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的。桂军在中央军之外成为地方军的老大全靠他。在他和刘的对决中也占了上风，解放军度江后的硬战的对手基本都是他。考虑到中原战场他的兵力比刘强，所以两人的实力旗鼓相当。

第四，陈赓vs汤恩伯

有人要说此二人名不副实，一个没有指挥过大战役，一个是大草包。其实单凭军事本领来看，两人都是矫矫者。陈赓不显山露水但很有一套，有关陈赓大将的生动故事,过去便在党内、军内广为流传。抗日战争期间，以灵活的游击战连挫日寇。日军恼怒万分，“扫荡”时在装甲车外面贴上“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到晋东南考察时，称赞“三八六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连毛的“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也是学习他的。50年后在越南的指挥极具想象。要不是他分不了身，去朝鲜的未必是彭德怀，他可以说是被埋没了。汤恩伯被丑化的严重。实际上汤部在抗战中极具战斗力，许多大捷的主要因素都归功于他。日军数次战役的目的都是歼灭汤兵团，倍授人口实的豫湘桂战役惨败的责任加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此事改天专文探讨）。其实汤恩伯在日本和国外都被誉为名将！试想蒋委员长会把国军精锐交给一个草包吗？但现在铁血里都把他当做讥讽嘲笑的对象，令人感叹不已。真正的交手，陈赓不一定敌得过汤恩伯。

第五，彭德怀vs杜聿明

十大帅和十大将中军事水平和彭老总不相上下有很多，如贺龙，徐向前等。其作战就是突出一个“勇”字，堪称猛张飞。军事生涯中有胜有败。百团大战是其亮点，朝鲜战争难称成功。最突出的是内战中在西北用少量兵力和胡宗南极双马周旋，并没有吃太大的亏。但他指挥的战役往往伤亡太大，以至于在朝鲜林彪的部下不卖他的帐。彭帅的人品使他占踞了第五名将的地位。杜聿明是国军中被严重高估的人物，蒋对其极为信任。


但看他的战绩，除了昆仑关外，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惨败他的指挥很有问题，东北战场的早期和淮海战场的晚期也是昏招频出。而另外两个人选胡宗南和卫立湟也有不足，前者抗战没什么表现，后者对辽沈战役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但胡宗南的才能确实是很高的，别忘了他占领了陕甘宁根据地。而此一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恶劣，而且是共产党经营了十多年的统治中心。选杜聿明弃胡宗南是习惯思维使然。但他和彭德怀的较量就要处下风了。

历史没有假设，但如果让他们五对在同等条件下对决，我们一定能看到许多经典的战役。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4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2 Oct 2008 16:04:42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4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是一种国力和实力的体现，更是彰显大国风采之时。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见故去，那段历史日见成为尘封，党争的硝烟也已经越来越远。因此，给人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极为必要。
 但是，在已公布的历史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比如在历史教材中，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的抗战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在共产党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革命军的贡献则远远要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革命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革命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共产党的军队聊以自慰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抗战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共产党一直说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也不尽然。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战略上不能说是错误。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请看以下松沪抗战数据：
　　为了松沪抗战，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全国1/3以上的兵力，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空军第2至第9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甚至连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也拉上前线。
 松沪抗战开始后，一天中平均就有国民革命军1个师的士兵全部阵亡，第一天多名国民革命军旅长就牺牲在前线，可想而知，战况多么惨烈。第3战区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师）不到三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小时死了2/3 。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取就化了！”
 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第98师，在18天的作战中，伤亡62 ％，营级及以下军官阵亡20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8师陶峙岳部作战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人锐减至700人！
 松沪抗战最激烈时，国民革命军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0分钟内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
 松沪抗战，日军飞机3000余架，国军250架；日军4艘航母、黄浦江和长江内100余艘军舰，国民革命军无。日军参战总兵力达25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国民革命军殊死的抗击下，被迫数易主帅。
 整个松沪抗战，国民革命军消耗85个师，阵亡333500余人。
 这事并不遥远，仅仅发生在 68 年以前。
 再就长沙会战而言：
 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
 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
 据统计，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抗战是艰巨的极为困难，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靠冲动和口号办事。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像共产党提议的那样，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国家的命运必将是仓促应战以失败告终。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国民革命军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国民革命军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我们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第二部分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枪杀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将军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第三部分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革命军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国民革命军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守城国民革命军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国民革命军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国民革命军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革命军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革命军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国民革命军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可以说不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军队的战绩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3 james <yhcmovies@yahoo.com.cn> Thu, 02 Oct 2008 16:03:09 +0000 http://www.gaoxinyu.com/read.php?103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族的对外反侵略战争，并得到苏、美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中国才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种全民族的抗战，是建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在抗战的初期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四次会战，抵御了日军的全面大举进攻，取得了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基本上稳住了阵脚，但因敌强我弱，不得不从沿海地区退守内地，丧失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合作后，将八路军大部开赴前线（留下一个旅保卫陕甘宁边区。稍后组建的新四军也是大部开赴前线作战，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驻扎云岭），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了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随即深入敌后，分散主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形势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日本改变了侵华战争策略，由速战速决改为政治诱降与军事进攻相结合，妄图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中国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在日本抛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后，汪精卫集团首先公开叛国投敌，在日本扶植下建立起南京汪伪政权。蒋介石集团也暗中与日本谈判，美英也从旁边怂恿，中国国民政府一度面临投降危险，这是历史事实。由于全国人民抗战声势正盛，日本答应的条件过于苛刻，蒋介石不敢轻易同日本讲和，加之中共冒险发动百团大战来振奋士气和施加压力，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蒋介石才最终坚定了抗战信心，中国正式对日宣战。抗战中后期，日军尽管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还发动过一系列较大规模的进攻，甚至在1944年还发动了规模最大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但总体上日军的压力已经比抗战初期大大减轻。这个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总的战略仍取守势，依靠美援物资，改进装备，整训部队，为反攻作准备，对于日军的进攻则进行有限的反击，一般是把日军打退回去，恢复原有阵地，偶尔也发动一定规模的反击作战。共产党敌后战场面临的斗争形势则要复杂得多：日军一次又一次地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三光”政策等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同时还要对付大量的伪军和汉奸、特务，与国民党“顽军”周旋。共产党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940年以后，国民党减少乃至停止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装备给养，中共搞大生产运动渡过难关，同时加强政治、军事、思想建设，在实力增强的同时，也提高了水平。1944年开始，敌后战场开始向敌伪据点发起局部反攻。到1945年，二战已近尾声，国共两党军队逐渐开始加强了对敌反攻作战，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尽管国共两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过不少的摩擦，国民党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是双方的合作大局始终没有被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巩固和扩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正面战场总体上看充当了抗日的主力，这是与它作为中央政府，拥有几乎全部国家资源、外援和国家军队的地位一致的；中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辟敌后战场，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由战术形式发展为战略形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抗战尤其是国民政府派遣的远征军入缅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下面列举部分资料，供大家参考：

一、抗战战果统计资料一（摘自解放军军事学院黄玉章等6人合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八年抗战中，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对日伪作战12.5万多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0.4万支（挺）、火炮1852们，解放县城以上城市280多座，解放国土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多人；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规模较大的会战，加上其它零星作战，共杀伤日军约53万人。两个战场合计歼灭日军105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总计歼灭日伪军223万余人；加上投降日军约127万人，伪军约95万人，中国战场共歼俘（包括受降）日军232万余人、伪军213万余人，总计为约455万余人。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空前未有辉煌胜利！

如果说以上数据还比较粗略的话，《解放军战史简编》中八路军、新四军歼敌人数的数据就更加精确：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毙伤日军520463人，俘虏6213人，反正投诚746人，合计527422人；毙伤伪军490130人，俘虏512933人，投诚反正183632人，合计1186695人。

二、抗战战果统计资料二（摘自www.XINHUANET.com　2005年09月03日 08:13:30　来源：解放军报）

被中国抗日军民击毙的日军将帅

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供奉着从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日军在历次战争中死亡的246.4万余名官兵，包括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的14年抗战中，被中国抗日军民击毙的104名日军将帅。其中元帅1名，大将4名，中将37名，少将62名。这些将帅都是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元凶和罪魁祸首。他们的可耻下场充分说明，侵略者绝没有好结果。

敌后游击战击毙日军将领20余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歼灭了大量日军，其中包括20余名日军将领，对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晋察冀军区部队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鲁西军区部队在聊城伏击战中，击毙沼田德重中将；晋察冀军区敌后武工队在正太铁路娘子关偷袭战中，击毙下田力宣中将；晋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部队在“百团大战”中，击毙饭田泰次郎中将；新四军第7师在无为反“扫荡”作战中，击毙山县业一中将；海南民众自卫队在儋县伏击战中，击毙和田纯久少将等。

东北抗日联军击毙日军将领10余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和抗联小分队与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战斗中，抗联战士先后击毙日军将帅10余名。

抗联战士进行的小佳河伏击战击毙日野武雄少将，东安伏击战击毙渡久雄中将，新安屯伏击战击毙细谷刚三郎少将，奇克（今逊克）爆破作战击毙小金泽福次郎少将，中蒙边境爆破作战击毙半田伊之助少将，孙吴伏击战击毙服部晓太郎中将，绥芬河伏击战击毙铃木真雄少将等。

历次会战击毙日军将军30余名

正面战场的作战中，中国军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据统计，在历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中将、少将30余名。

桂南会战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第5军击毙中村正雄中将；枣宜会战，第30集团军击毙藤堂高英中将；浙赣会战，第21军第146师击毙酒井直次中将；长衡会战，第49军第26师、预备第10师第29团、第10军第3师第8团等部，分别击毙横山武彦、志摩源吉等中将、少将各3名；豫中会战，第36集团军第49军击毙木村千代太中将；滇西会战，中国远征军击毙藏重康美少将，等等。

防空作战、空战击毙多名日军高级将领

在防空作战中，中国军队用高炮、机枪、步枪击落多架日军飞机，击毙了多名日本陆、海军大将、中将；在空战中，中国空军也击落多架日军高级将领的战机。

中国军队第12集团军挺进第3纵队击落日本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大将的专机；第21集团军第48军第138师击落南京大屠杀主犯、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的专机；中国空军击落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四手井纲正中将的专机；中美联合机群在东南沿海空战中击落铃木义尾中将的战机。

民众武装击毙日军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群众自发组织起抗日武装，走上抗日战场。他们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还击毙了多名日军高级将领。锦西民众抗日武装在西园子伏击战中，击毙古贺传太郎少将；辽宁庄河大刀会在土城子战斗中，击毙森秀树少将；土龙山民众自卫军在武装暴动中，击毙饭冢朝吉少将。此外，辽宁清原民众抗日武装击毙涉谷伊之彦中将，塘沽工人抗日武装击毙浅野嘉一少将，锦州民众抗日武装击毙副岛太郎少将等。


   凡是统计数据都会有出入，这也是正常现象，也说明量化历史研究及其依据的数据只能作为参考。在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思考时，要考虑到统计数据可能出现的失误。比如因为战争期间敌对双方相互了解情况是很困难的，有的被认为已经击毙的敌方将领，可能作战当时只是受了重伤，后来被抢救活了，也有可能作战当时只是受伤，但不久却死去，等等。举一个例子，日军114师团师团长沼田德重中将在淞沪、徐州、武汉会战和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扫荡”作战中，残酷屠杀无辜百姓，是日军中有名的恶魔。1939年6月1日，日军调集第114师团等部，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后期，沼田德重率部对鲁西地区发动进攻。八路军第115师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勇、副旅长段君毅，指挥部队展开反“扫荡”作战。6月底，伤亡惨重的日军，被迫停止“扫荡”，各部陆续撤退。沼田德重率部于7月16日由聊城向东撤退，途中遭到鲁西军区部队的伏击，伤亡200余人。沼田的胸部、腹部数处中弹，伤势较重，8月2日死于济南日军陆军中心医院。由于沼田德重是负伤半个多月后才死去，日军战史记录中不会称为“阵亡”，所以有人便怀疑八路军击毙沼田德重史实的准确性（被击伤而死应当算是击毙）。

   而数据不全，往往会让人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列出国民党军击毙日军将军（其中许多是由大佐追认为少将）名单共45人，共产党部队击毙日军将军名单却只有5人，煽动网友大骂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为国民党大抱不平，这样的做法就有失公允。我们从上面的资料中仅仅数一下列举的共产党部队击毙的日军将军名字，就已经远远不止5人嘛！当然大陆历史著作中的数据可能也有不够准确之处，例如上引国民党正面战场歼灭日军人数是53万人，只比共产党部队歼灭的日军人数多1万人，这个数据可能就不太准确。记得在另一本书（不知是不是《抗日战争史》）里面记载的国共两党军队共同歼灭日军人数是130余万，减掉共产党歼灭的日军人数52万，国民党军队的歼灭日军人数便是78万余人，我认为这个数据就比较真实了。

   即使国民党军队比共产党军队多消灭一半（26万）日军，也不能证明国民党比共产党的功劳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军队还消灭了100多万伪军，而国民党军队却基本上不需要同伪军作战，何况敌后战场抗战的形势更加艰险呢！

   为什么说国民党军队基本上不需要与伪军作战呢？因为大部分伪军（62％）都是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曲线救国”思想指导下投降日本摇身而变的，而汪精卫集团虽然叛国投敌，却仍然与重庆保持密切联系，所以伪军专门配合日军打八路军、新四军而不打国民党军队。据记载：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可观，其中中央委员有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投降日军队达50万人，占全部80万伪军的62％，从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1、1938年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被俘投敌。刘夷为黄埔二期生、刘峙之侄。投敌后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2、1939年春第19军68师副师长蔡雄飞和团长汤家谟于山西离石被俘投敌。日方将该部俘虏编组为兴亚皇军，蔡雄飞、汤家谟分任正副司令。

   3、1939年秋军统忠义救国军第8支队支队长丁锡山率部于淞沪地区投敌。 1940年所部被汪伪国民政府改编为暂编第13师，师长丁锡山。

   4、1940年初第1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率部投敌。1941年6月3日上述两部被日伪改编为豫北绥靖司令部，司令刘昌义。

   5、1940年春东北挺进军高参白凤翔于绥西率所部千余人投敌。所部被改编为伪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

   6、1941年2月13日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兼第1路游击总指挥李长江于苏北率领所部8个支队投敌。所部被汪伪国民政府改编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

   7、1941年春军统忠义救国军一部由蔡鑫元率领在江苏泰兴投敌。所部被汪伪国民政府改编为暂编和平建国军第7路，司令蔡鑫元。

   8、1941年4月第33师副师长兼团长潘干丞、鲁苏战区独立团团长刘湘图于苏北率部投敌。所部分别被汪伪国民政府改编为暂编第28师和暂编第22师，师长由潘干丞、刘湘图分任。

   9、1941年6月21日江苏省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于苏北率部投敌。所部被汪伪国民政府改编为苏皖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杨仲华。

   10、1941年8月第173师518团团长刘子清率部于皖北投敌。所部被改编为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

   11、1941年11月第69军军长毕泽宇于山东韩城率领所部文大可教导师投敌。所部被日伪改编为暂编第31师，师长文大可。

   12、1942年7月26日骑兵第1军代理军长兼骑兵第1师师长赵瑞、副师长段炳昌、骑兵第4师师长杨诚、副师长何焜于山西净化率领所部投敌。所部被日方改编为山西剿***，司令赵瑞。

   13、1942年4月22日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于山东定陶、荷泽地区率所部陈光然暂编第28师、赵云祥暂编第30 师、王清瀚独立第4旅、黄贞泰新编第13旅、郭俊峰特务旅、于飞第4游击纵队投敌。所部为汪伪国民政府授予第2方面军番号，赵云祥暂编第30师扩编为第2方面军第4军，王清瀚独立第4旅扩编为第2方面军第5军。

   14、1942年6月新编第5军副军长刘月亭于河南林县被俘，旋投靠日伪。日方将新编第5军俘虏及地方散兵合编为暂编第7军，任命刘月亭为军长。

   15、1942年夏江苏保安第5旅旅长徐继泰率部投敌。所部被改编为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3军，军长徐继泰。

   16、1943年1月18日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1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于山东临沂、莱芜率领所部投敌。所部为汪伪国民政府授予山东方面军番号。新编第4师、新编第1师以及鲁西保安部队被改编为山东方面军第1军。7月又扩编为第6、7军两个军，山东方面军改称第3方面军。

   17、1943年2月25日第128师师长王劲哉、副师长李德兴、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于湖北咸宁被俘投敌，所部第128师第381、382、383旅旅长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第5战区独立1、2、3、5旅旅长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亦随同投敌。该部为汪伪国民政府改编为暂编第6、43师，师长由金亦吾、王劲哉分任。

   18、1943年4月23日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副军长杨汝贤、暂编第3师师长杨克友、副师长王瑞庆、暂编第4师师长王廷英、副师长王瑞亭于河南林县率所部投敌。所部仍以新编第5军番号称呼，隶属汪伪第24集团军，孙殿英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5军军长。

   19、1943年5月10日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第106师师长李震汾于河南陵川被俘后通电投敌，所部第27军、第40军未及撤往黄河南岸者皆随庞投敌。所部仍以第24集团军番号称呼，总司令庞炳勋。

   ……

   国民党军队及其大批高级将领一泼接一泼地叛国投敌，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吧？单从这一点来说，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并非什么都好、完全无可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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